长篇解密：1945年，清东陵第二次惨烈的被盗经过！

清东陵二次被盗事件鲜为人知，破坏程度远超孙殿英说起清朝的东陵，很多人第一次想到“东陵强盗”孙殿英。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孙殿英之后，还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清朝东陵的挖掘，造成了比孙殿英第一次挖掘更多的破坏。

这里先介绍一下，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占地80平方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清东陵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开始修建，历时247年，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陵区南北长12.5公里、宽20公里，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

清东陵的15座陵寝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首建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最后建成慈禧皇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为止，营建活动延续了247年。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营建，1664年（康熙三年十一月）主体工程告竣。1668年（康熙七年）营建圣德神功碑亭。

1674年（康熙十三年），康熙皇帝的嫡皇后孝诚仁皇后崩逝，开始筹建景陵。1676年（康熙十五年）破土兴工。1681年（康熙二十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与此同时，埋葬康熙帝妃嫔的景陵妃园寝也随着完工，成为清王朝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妃园寝。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建造暂安奉殿。37年以后即1725年（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年底建成。在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建成后，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约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建成（准确年代待考）。这是清王朝营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开创了清代为皇后单独建陵的先例。因位于孝陵东侧，又与孝陵为同一体系，故名为“孝东陵”。

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将他的万年吉地确定在遵化境内的九凤朝阳山，并运去了大量建筑材料。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那里“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为借口而废之，复于河北省易县泰宁山下另辟兆域，营建泰陵。自此才有“东陵”、“西陵”之分。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在景陵东旁为祖母辈的康熙皇帝的悫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单独修建了园寝，称景陵皇贵妃园寝，俗称双妃陵。

乾隆皇帝

1742年（乾隆七年），乾隆皇帝将东陵境内的胜水峪确定为自己的万年吉地，翌年二月破土兴工，1752年（乾隆十七年）完工。1799年（嘉庆四年）定名“裕陵”。

1747（乾隆十二年），裕陵妃园寝破土动工，1752年（乾隆十七年）完工。1755年—1762年（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又进行了扩建，增建了方城、明楼、宝城和东西配殿。

为了平衡东陵和西陵的关系，1796年（嘉庆元年），太上皇弘历曾谕令以后各帝陵按昭穆次序在东、西两陵分建。

道光皇帝于1821年（道光元年）在东陵境内的宝华峪营建陵寝，1827年（道光七年）建成。其妃园寝和公主园寝也随之完工。宝华峪陵寝建成第二年因发现地宫渗水，道光帝另在西陵境内相度陵址，随之将已建成的东陵宝华峪陵寝及妃园寝废掉，拆运到西陵重建，于是在东陵界内留下了一片废墟。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将陵址选定在东陵界内的平安峪。1859年（咸丰九年）破土兴工。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陵工受阻。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崩逝以后，陵工才被迫加紧进行，至1866年（同治五年）完工，命名“定陵”。随后妃园寝也相继告竣。修建定陵时由于战败赔款，国库空虚，不得已选用了宝华峪道光帝弃陵的大量旧料，建筑质量大不如前。

1873年（同治十二年），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在定陵东侧二里许的普祥峪和菩陀峪同时破土兴工，1879年（光绪五年）同时完工。16年后，慈禧下令将自己的陵寝进行重修。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完工，历时13个年头。因为这两座陵都位于定陵东侧，且从属定陵，故统称为“定东陵”。慈安皇太后的陵单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皇太后的陵单称为菩陀峪定东陵。

同治皇帝生前未选择陵址，在其驾崩后才仓促相度，陵址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双山峪，定陵名为“惠陵”。1875年（光绪元年）动工，1878年（光绪四年）建成。位于惠陵西侧的妃园寝也在1876年—1878年（光绪二年至四年）间建成。由于国力维艰，仅过了21年，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竟发现隆恩殿大木构件多有伤折、糟朽现象，不得已拆掉重建。重建工程于当年（1899年）开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事件，工程被迫暂停，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才结束，历时8年。

1945年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

举国的欢庆气氛还没有过去，9月，清东陵的定陵被盗了。而这，仅仅是此次浩劫的开始。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寅介绍，清东陵的位置处在当时的遵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处，三座县城在国民党手中，农村地区则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军区。但日本刚刚投降，长期处于地下的党组织尚未在东陵地区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机构。而当时，国共两党的和谈刚刚开始，时局非常微妙。

当时冀东军区部队主力开进东北，中共冀东区党委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清东陵。但由于就在此时国民党的军队对离此不远的玉田、武清摆开了阵势，这个营随即开赴他处。清东陵的守卫只能依靠当地拼凑起来的民兵、公安助理（类似现在的治安员）。

面对着薄弱、甚至可以说空设的清东陵守卫，始终惦记着东陵宝藏的盗贼们又开始磨刀霍霍了。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其中，有一个盗贼并不满足于陵区的地上物，他盯着的是地宫中随葬帝、后、妃的奇珍异宝。

这名盗墓者叫王绍义，他谋划盗陵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王绍义很清楚，他要盗掘的是庞大、坚固的皇家陵寝，绝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那么，他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寻找“帮手”。

“帮手”绝不仅仅是帮着盗挖和警戒的劳动力，王绍义更迫切要找到的是打通盗陵两个关键环节的帮手。

其一是陵区守卫。

清东陵当时的守护主要依靠的是拼凑起来的民兵，虽然力量薄弱，组织松散，但不能说没有。王绍义对此还是有所忌惮的。突破这个环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守护者拉下水。

当时的清东陵地区，党组织刚刚从地下转为公开，地方政权尚未完全建立。民兵乃至行政机构的成员组成来源混杂。一些投机者、流氓无产者也混入其中。

围绕着东陵的几十个村庄，多是为了侍奉陵寝而建的，住的都是些清代守陵人的后裔，因而对每座陵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孙殿英盗陵抓的向导其后代大有人在，这次盗陵当然也离不开他们。

狡猾的王绍义知道仅凭他们这几个人力量单薄，也成不了气候，得圈套几个干部加入才稳当。他用几颗猫眼石把当时区公所公安助理、分区长赵国正拉下水。赵国正，自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陵后，他带着哥哥逃荒到新立村。1938年新立村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苦大仇深的他被发展入党。赵聪明伶俐，工作积极，得以重用，但财迷心窍的他经不起巨额利益的诱惑又成了盗陵主犯之一。另外，还有区助理赵子新、民兵小队长贾正国等“能人”。

王绍义还找到的是同村一个叫杨芝草的人。杨芝草既当过土匪也干过伪警察。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混进了民兵组织，负责定陵周边的守卫。

王绍义与杨芝草一拍即合。随后他又找到了裕大村的副村长贾正国。贾正国最初并未直接参与盗陵，而是入了“暗股”，贡献了村里民兵组织的一杆枪。

枪，是大型盗陵必不可少的作案工具。李寅介绍，枪的作用首先是对犯罪集团内部震慑，防止盗陵时发生哄抢，对外则用于警戒和自卫。贾正国提供了枪，同样可以在盗陵后按一个人头份分得赃物。

另一个关键环节的帮手是“向导”。

皇室的陵寝构造，向来被民间传说得颇为神秘，甚至传闻地宫内机关密布，令人望而生畏。而李寅说，所谓机关只是想象而已。对盗陵者而言，真正的难题首先是找到地宫入口。

皇帝陵寝的宝顶周围有一圈围墙，围成的院落别称“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照壁，照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

皇后的陵寝宝顶没有琉璃照壁，但地宫入口位置相同。妃子的陵寝没有围墙，地宫入口在宝顶方台台阶的正中间一级。

“当然，这些结论是我们后来整理被盗现场时总结的。就当时而言，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少之又少。”李寅说。

王绍义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是裕大村的关增会。

裕大村的“裕大”，指的是乾隆皇帝的裕陵。与之对应的是“裕小”，是乾隆皇帝后妃的陵寝裕妃陵。类似的还有“定大”、“定小”、“惠大”、“惠小”。村子里居住的分别是这些陵寝的守陵人及其后裔。

据说孙殿英盗裕陵时所找的向导也出自裕大村，而且是关增会的亲戚。而这个关增会不但知晓地宫入口的秘密，年轻时还曾参与过某个皇陵的修建。

有了这些关键的主力帮手，其余的帮着挖掘、警戒的小喽啰就非常好招募了。

王绍义一伙几十个人，把盗陵的第一个目标选在了定陵。

1945年9月23日这天正逢集日，守陵的班长轮到新立村的张小秃。经过精心策划，王绍义把盗陵队伍分成两拨，一拨在陵西用雷管炸药打石头以掩人耳目，另一拨盗陵。这次所盗的珍贵之物，全归头目所得，剩下的珍珠玛瑙、翡翠等小东西，给参加盗陵的20多个村民每人抓上一把了事。定陵被盗后的又一个日落西山、百鸟入林的清秋之夜，王绍义与赵子新、刘恩、杨芝草、赵国正等人聚在一起，将慈安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

王绍义他们盗陵的事很快被上面发觉，为了寻找黑后台，狡诈的王绍义瞄住了张尽忠。张尽忠身为15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队长，曾在汤泉金矿当过护矿警察，后投奔八路军，长期活动在马兰峪和陵圈之内。由于他胆大包天，生死不惧，经常只身出入敌人心脏，被人传为神出鬼没的“张大胆”。可就是这个有点声望的人，在王绍义带来的珍宝金头九连环（一两八钱多）、白玉镯、翠板指、白珍珠面前（皆为盗定陵、慈安陵所得）束手就擒，成为东陵第二盗案的又一组织者和策划者。同时下水的还有小麻子张森，他从小卖烧饼、麻花，又跳过大神，参军后被六区队长曹致福看上，留在身边跟张尽忠一起搞敌工。他能说会道，会耍小聪明，绰号“小神仙”，也是个不好侍弄的人物。

盗陵经过

张尽忠不愧为情报队队长，提出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名，以迷惑群众，还合计定了些“黑话”以防万一。管盗陵叫“挖金”，调集民兵叫“集训”，晴天称“天高”，黑天称“明路”，动手叫“立拖”。同时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会玩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这群匪徒、社会渣滓还软硬兼施地拉拢了八路军队伍中的一名干部——介儒区长

（专案组侦查时，介儒首先向组织交代自己只跟着盗过惠陵的罪行，争取了宽大处理）。就这样，在张尽忠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利用陵寝周围刚刚解放、人们心里没底这一时机，加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盗陵的罪行“合理合法化”，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些流氓无产者纷纷加入这种 “挖金”的行列。

且看王绍义是怎样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乡亲们，共产党早就说了，一定要打倒大地主和封建剥削。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是几千年来骑在人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大坏蛋，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

一切准备就绪，王绍义、张尽忠等决定对几座大的陵统一行动，剩下的陵则让大伙儿随便挖。首先向同治帝夫妇合葬的惠陵开炮。王绍义作战前总动员，他非但宣传到位，防范手段也很严密，“岗哨啊，东边放到侯家山，西边放到新立去，北面放到塔山上，南面放到新城去。圈里头一个生人也不让进来。啥时候撤，听上级命令。”

王绍义在前边训着话，张尽忠在后面已经布置好战斗准备，见人群散了，皇城下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相伴的是锹镐的撞击声和嘈杂的人语声，硬是把这对沉睡了五六十年的小夫妻“搅醒”了。

第一道石门被手榴弹炸了三次，旁边炸开个能钻进人的小洞，第二道第三道石门被王绍义撬动 “白来石”而推开。张尽忠道：“所有人一律站门外去，我挑几个进去。谁乱动就打死谁。旁边站着的把手电往里照。”张尽忠指挥王绍义、赵国正、杨芝草、张森等人，先撬同治爷的棺材，自己则站在娘娘的棺材上面，一手持枪，一手打手电，全神贯注地监视着……人们看见皇帝的龙袍在闪光，认为人体坏不了。当王绍义手一伸，里面只剩一床骨头，因同治帝筋肉腐烂，满身带着刺鼻的腥臭，一抓犹如泥屎，十分令人作呕。尽管这样，为了珠宝，十几只手在臭气冲天的泥骨里乱搅，直到搜罗干净为止。

打开皇后的棺材，光亮下人们全发呆了：这娘娘像个活人，面如荷花而温馨地闭目养神呢！王茂（王绍义长子）“哎呀”一声吓昏过去。张尽忠见几个人目瞪口呆的，大声吼道：“他妈的，都愣着干啥？还不快动手搜罗东西！”大家这才动作起来，有的扯衣服上的珍珠，有的取身旁的宝物，有的摘头上的凤冠霞帔，有的取簪环首饰……

黑手伸来

1945年12月22日，月黑风高，伸手难见五指。昌瑞山下震耳欲聋，刀枪闪亮的一场新战斗冲着康熙皇帝的景陵打响，300多双罪恶的手伸向景陵地宫，对康熙皇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也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王绍义一伙本来就是土匪、无赖、盗墓贼，干将们贪婪成性，打的招牌是“救济贫民”、“按股分配”，却又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分赃大火拼的丑剧。张尽忠心狠手辣，坚持在孝东陵分定陵和景陵的宝物，这里距他家近，一旦打起来也有退身之地。面对众多的珍宝，众人你拿我抢地乱成一锅粥，最后以比枪法打孝东陵殿檐上的人兽定输赢分宝物。另外张尽忠和王绍义还设下圈套，事先安排好人，听见枪响就冒充军分区敌工部的人来敲门过问，又由他张队长出面应付过去，最后自然得宝最多的是王绍义和张尽忠。

好事不出庄，坏事乱嚷嚷。“要发财去盗墓，一夜成为暴发户”，这股邪风迅速蔓延到陵区的四周邻舍。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见状，纷纷走上这盗陵生财之道。

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名区小队队员和民兵一夜间把景陵妃园陵寝一座贵妃陵盗了。

关会增、贾正国一起挖掘了康熙的双妃陵。

穆树轩同贾井满把裕陵园寝里的香妃墓掘了。

王绍义父子又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两座妃子墓……

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157人的墓几乎无一幸免。

不过话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每道石门厚达半米，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石门外部无锁、无栓，却闭合得严丝合缝，任凭千钧之力也别想从外面推开。秘密在于一块从里面牢牢顶住石门的自来石。

此石呈长方形，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的槽中，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中，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只是这里由木变石，且顶抗力较之木棍要高出千倍、万倍。这类自来石在历代帝后陵寝中多有应用。

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自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中。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门外的人用粗绳或其他工具牵引将自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最后，随着石门的关闭，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石门的凿槽之内，并呈斜势紧紧地顶住了石门。陵寝地宫就此彻底封闭。

但这石门真的坚不可破吗？至少在王绍义眼里并非如此。据后来的审判纪录，几个进入地宫的盗陵主犯都提到过王绍义制作的一个特殊工具。对这件工具的描述非常简单，大概只是一个形状怪异的厚钢板，如何使用就更语焉不详了。

靠着这件工具，王绍义从外面打开了定陵地宫的石门。

这件神奇的工具是否可信？李寅说，非常有可能。

民间传闻，要想打开皇帝陵寝的地宫石门，必须有专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叫“拐钉钥匙”。名为钥匙，其实应该是一种特定构造的工具，能够以一种特定技巧伸入到石门里，撬开自来石。但这种工具是什么形状、如何使用却没有记载。

不过，根据史实推测，应该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工具。李寅说，理论上讲，皇室地宫一旦封闭就不会再打开，但有个别地宫确实被从外面打开过。

比如乾隆纯惠皇贵妃的陵寝，在封闭若干年之后，又被打开葬入了乌喇那拉皇后。这位皇后本来该有自己的陵寝，但后来失宠，被以贵妃规制入葬，在享殿神龛中甚至没有她的牌位。乾隆皇帝绝不会用破坏性的手段打开纯惠皇贵妃的陵寝，应该是用到了“拐钉钥匙”。

王绍义谋划盗陵多年，很可能从某种渠道获知了“拐钉钥匙”的秘密。但是，王绍义自己做的这个工具并不是每次都好使，一旦遇到打不开的石门，他就会用炸药将其炸开。

为了掩人耳目，王绍义特意分出几个手下，到清东陵西侧的山上炸山开石，用以掩护地宫中炸药的声响。

饶是有王绍义“研制”的“拐钉钥匙”和炸药，这一伙人也花了数天才真正进入地宫，他们劈开咸丰皇帝和其皇后萨克达氏的棺椁，将随葬品盗掠一空。

随后，他们又把盗墓的镐头瞄准了定东陵。定东陵有两座陵寝，分别埋葬着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慈禧陵已经在1928年被孙殿英盗掘一空。这一次，被孙殿英赶走的土匪王绍义卷土重来，又把慈安陵盗空。

定陵和定东陵之间是定陵妃园寝，五座皇妃陵同样无一幸免。然后，他们又盗掘了孝庄皇太后的孝东陵。

这一伙盗墓贼究竟从这些陵寝中掳掠了多少珍宝已经无从考证。据审讯记录所载，每次分赃，都是几个头目先挑选珍贵之物，其余参加盗陵的喽啰，只是在成袋的珍珠、翡翠、玛瑙等小物件中抓一把了事。

不过，王绍义等头目每次分赃，总要把最珍贵的几件单留出一份。他们的理由是：日后一旦有人追查，要靠这些东西给大家“买活路”。

当然，这些宝物最终没能让这些盗匪逃脱被严惩的命运。不过，通过这些宝物中的一部分，他们买通了一个冀东军分区高层领导。他不但受贿，而且亲身参与盗墓，让这一次清东陵盗案迅速升级，变本加厉。

首犯

这个被收买的高层领导叫张尽忠，时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对敌工作部部长。

要了解这个人，先要说明一下他的职务。李寅介绍，对敌工作部是一个特别行动部门，有些类似早期的中共中央“特科”，担负着渗透、锄奸、暗杀、奇袭等特别使命。能在这个部门担任部长，至少说明张尽忠在战争年代是骁勇而智谋过人的。不过，现在用来形容张尽忠的，更多的是这个词：心狠手辣。

张尽忠原名张福元，外号张大麻子。原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金矿当矿警。1942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此人作战悍勇，而他进入对敌工作部后，又曾胜利完成过几个传奇性的使命，因此在冀东一带颇有威名，传闻他能够双手开枪，百发百中。

张尽忠的家就在清东陵陵区内的西沟村。这给王绍义一伙拉拢他创造了一个天然条件。

王绍义找上张尽忠，一是看中了他的身份。张尽忠可以说是当时清东陵地区级别最高的军队领导，这个靠山够大。另一个原因是张尽忠“够狠”，足以震慑住一干盗陵犯，让他们顺从听命。

张尽忠作为首犯参与盗陵是在1945年的年底了。在这之前，王绍义一伙已经在东陵内大肆盗掘了3个来月。很难说张尽忠对如此长时间又近在咫尺的盗陵活动并不知情。但是，他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王绍义献上的盗陵赃物发挥了作用。

据张尽忠后来交代，在他听到清东陵被盗的风声后，王绍义一伙曾几次委托中间人和他拉关系，起初他并没有同意。后来，这些人献上了从孝东陵盗得的部分宝物，张尽忠彻底就范。

这些宝物包括：翠佛头一个，金九连环一个，怀表一只，白玉镯一个，栗子大白色珠子一颗……

最初只是放任，到后来，张尽忠看到盗陵分子们从皇陵中取出的无尽珍宝，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们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

张尽忠很清楚盗陵是犯罪行为。

张尽忠插手盗陵，并不满足于王绍义一伙“鸡鸣狗盗”似的盗陵活动。

他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名, 同时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会用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还软硬兼施地拉拢了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

盗陵能够得宝是每个人都相信的事实。于是，这场盗陵活动被迅速扩大化，变成了一场上千人参与的明火执仗的群体性犯罪。

张尽忠把参与盗陵的人员集中起来，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劳动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进入券门。

按照清朝规制，皇帝地宫内有4道石门，皇后则有2道。每遇石门，先由王绍义用“拐钉钥匙”尝试打开，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

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分子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

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

盗陵完成后，盗匪们一般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王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

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除孝陵之外的所有陵寝盗掘殆尽。之所以没挖孝陵，是因为民间传说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地宫是空的，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把扇子。盗墓分子认为不值得盗挖。

1945年12月22日，月黑风高，伸手难见五指。昌瑞山下震耳欲聋，刀枪闪亮的一场新战斗冲着康熙皇帝的景陵打响，300多双罪恶的手伸向景陵地宫，对康熙皇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也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王绍义一伙本来就是土匪、无赖、盗墓贼，干将们贪婪成性，打的招牌是“救济贫民”、“按股分配”，却又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分赃大火拼的丑剧。张尽忠心狠手辣，坚持在孝东陵分定陵和景陵的宝物，这里距他家近，一旦打起来也有退身之地。面对众多的珍宝，众人你拿我抢地乱成一锅粥，最后以比枪法打孝东陵殿檐上的人兽定输赢分宝物。另外张尽忠和王绍义还设下圈套，事先安排好人，听见枪响就冒充军分区敌工部的人来敲门过问，又由他张队长出面应付过去，最后自然得宝最多的是王绍义和张尽忠。

好事不出庄，坏事乱嚷嚷。“要发财去盗墓，一夜成为暴发户”，这股邪风迅速蔓延到陵区的四周邻舍。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见状，纷纷走上这盗陵生财之道。

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名区小队队员和民兵一夜间把景陵妃园陵寝一座贵妃陵盗了。

关会增、贾正国一起挖掘了康熙的双妃陵。

穆树轩同贾井满把裕陵园寝里的香妃墓掘了。

王绍义父子又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两座妃子墓……

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157人的墓几乎无一幸免。

孝陵得以幸免于难。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瑰宝散失流落，盗墓者的贪婪、野蛮和愚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军统的影子张尽忠发动的群体性盗陵，规模之大亘古未有。这样的盗陵犯罪，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1946年1月，蓟遵兴联合县蓟县公安局接到东陵被盗的报案。局长云光马上带着警卫员赵蔚，两人一辆自行车轮换着骑了40余公里，急奔东陵现场。冀东军分区闻知此事，当即给云光配备了一个排的部队，负责追查此案。

几乎就在云光等人开始调查清东陵盗案的同时，清东陵被盗的消息也经过一个叫张树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报告后公开了。一时舆论哗然。

国民党中央社借机大造“共产党盗陵”谣言，诬陷盗陵事件是中共冀东军区所为。

清东陵地区处在解放区，这次盗陵案旋即被引入政治漩涡之中。而盗陵首犯张尽忠的特殊身份，再加上他发动群众时宣扬的流氓无产者理论，成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理由。

当务之急是尽快破案，惩办罪犯以正视听。

而这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也运转起来，进一步搜罗“共产党盗陵”的“证据”。张树廷就是军统安插在清东陵地区的特务之一。

时任遵化县公安局预审员的高学仁全程参加了东陵大盗案的审讯工作，后来张树廷被捕，也是高学仁进行的审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叙述过这次审讯。

据张树廷供称，他是受身在北平的上司郑恩普指派，到解放区收集情报的，住在惠大村他的妻弟张振国家里。这个人恰好是盗陵活动最初的参与者之一。

在闲谈中闻知东陵被盗一事后，张树廷马上返回北平，将此事上报了郑恩普。

郑恩普是国民党军统北平站冀东军事联络组组长。此人已在北平潜伏多年。日本统治时期，他的公开身份是裕新皮毛地毯公司理事，张树廷也是这个公司的“职员”。

张树廷最初上报的东陵被盗情况并不详细，郑恩普一方面命他再回东陵调查，另一方面把这件事上报给了戴笠。戴笠亲临北京，并带来了蒋介石的手谕，责令郑恩普、张树廷“全权调查东陵盗案”。

张树廷再次来到清东陵时，正是张尽忠带领盗陵分子大肆盗掘之时。获知这一消息的张树廷如获至宝，详细了解了盗陵情况之后返回北平。

“共产党盗陵”之说随即流传开来。而郑恩普在张树廷提供的消息之上又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指名道姓地说清东陵被盗是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等人所为。

殊不知，此时的云光正在清东陵紧锣密鼓地查办此案。

造谣污蔑的同时，郑恩普又着手指派张树廷等手下搜罗盗陵珍宝。很明显，东陵的盗墓贼想销赃，繁华的北平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一干军统特务每天去北平前门、琉璃厂、打磨厂等文物、金器交易市场调查，准备抓捕来北平销赃的盗墓分子。郑恩普还动用了北平宪兵司令部，在全城旅店搜捕，凡是马兰峪一带来北平的，一概羁押审问。

据张树廷供称，军统共收缴了800余件东陵珍宝。

而军统在此次事件中的另一大收获，是抓住了东陵大盗案的首犯张尽忠。

张尽忠是在唐山一个名叫唐庄子的小村落被抓住的。此时的他，已经沦落为国共两党都在通缉的要犯。

惩罚

蓟县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到达清东陵后，马上和紧随其后赶到的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一起到现场查看。

几十年后，云光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录了当时东陵被盗的惨状：

先去景陵，发现洞口里有水和条石，就没有下去。又去惠陵地宫……地宫过道里空空荡荡，几道石门前一无所有，进到最里面，看到两具棺椁。同治皇帝居右，只剩一把骨头了，也没有什么衣物。皇后尸身没烂，有长发，衣服被扒光，俯身躺在棺内，棺前还有一些黄的丝织碎片……皇后腹部被剖开了，肠子流了一棺，传说皇后生前是吞金死的……

在云光等人进驻马兰峪开始查办此案时，居然还有人在顶风作案。一天，云光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此人神神秘秘地对他说了一句：“今天晚上裕妃陵有事。”

当晚，云光带着部队赶往裕妃陵，没想到盗墓已经开始，在外警戒的盗墓贼发现部队走近，鸣枪示警。盗墓分子闻声而逃。这次现场抓捕虽然落空，但并不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

李寅说，像这样人数众多的犯罪其实非常好查，更何况当时的盗墓几乎是公开的。

很快，几个主犯的线索就非常清楚了。不过，此时的这些盗墓贼已是惊弓之鸟，对抓捕早有防备。

杨芝草和“向导”关增会听到风声就已逃跑。1947年被抓捕归案，执行枪决。

惯匪王绍义随身携带着枪支，而且逃跑的“经验”丰富，专案组两次抓捕都被其逃脱。直到6年之后，王绍义才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一座山中被专案组抓获，随后被判处死刑。

最难处理的是对首犯张尽忠的抓捕。

起初，身居要职的张尽忠并不相信专案组会抓他，每天照常在马兰峪的办公地点正常上下班。而专案组对张尽忠的职务和身手也确实有所顾忌，一旦冲突起来，会使案件更难处理。

为此，专案组专门制定了一个“鸿门宴”抓捕计划。由云光的警卫员赵蔚出面，邀请张尽忠到某饭店吃饭，在酒席间进行抓捕。

但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张尽忠看破。他表面上答应邀请，转身就溜之大吉。

然而，对清东陵历史遗产犯下滔天罪行的张尽忠此时已是过街老鼠，共产党要抓他，国民党也在抓他。

最终，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获知了他的行踪，1946年初夏在唐山将其抓获，后押至北平审讯。1948年，张尽忠在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病死。

其余的贾正国、赵连江、继新等6名主犯，则被悉数捉拿到案。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1946年2月1日，农历大年三十，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当天上午9时，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部队从马兰峪河东村出发，押送人犯穿过马兰峪镇，游街十余华里来到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

刑场就设在康熙皇帝景陵的大牌楼前。6声枪响，6名主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新华社和冀东军区《冀东日报》分别播发、刊发了清东陵大盗案的侦破和审理结果，案情大白于天下。

1945年清东陵大盗案至此似乎该画上句号了，但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没有答案：被盗墓分子盗掘出的珍宝到哪里去了？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迷雾重重。

珍宝迷踪专案组侦办此案时，考虑到参与盗陵的人数众多，无法计数的被盗珍宝仍藏匿在参与者手中。为尽可能多地追回珍宝，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为了强化严惩首恶的震慑作用，在枪毙6名主犯时，专案组还抓了十几个盗陵犯陪绑。这其中，有参与盗陵的原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等干部，还有一批心存侥幸不完全上交赃物的骨干盗陵分子。

这种震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云光的回忆文章所载，盗墓分子上交的物品包括：黄金重达五斤十四两（老秤，十六两一斤），其中有金戒指、已断开的小金塔等等。还有大小不等的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等，共有大半脸盆。珍珠有一茶盘。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收缴的各样珍宝，尺长白布袋装有半袋子。

但另一方面，对清东陵盗墓案的审理“首恶必抓，胁从不咎”的政策，也让不少盗墓分子钻了空子，只交出少量赃物即蒙混过关。一个名叫张森的盗墓分子就是这样。

在枪毙盗陵主犯时，张森就是陪绑的骨干盗陵分子之一。行刑的枪声都没能抵住他的贪婪。他交出了部分赃物后被放回家。不久，他就拿着更多的藏匿珍宝到北平销售，在那里被军统抓住，再一次险些被枪毙。而这之后他竟然又开始为军统效力，抓住张尽忠就来源于他提供的情报。

几次在枪口下偷生的张森仍然贼性不改，1949年，他又纠集了一批人潜入清东陵“扫仓”，造成了对清东陵的又一次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森才被严惩。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被盗珍宝没能及时追回，不知所踪。即便是被追回的珍宝，其最终下落也仍然是谜。

在云光的回忆中，记叙了一只从康熙景陵中盗取的九龙玉杯的寻回过程。这只九龙玉杯在民间传说中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有一个由它演绎出来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

这只九龙玉杯落到了一个叫田大化的盗墓分子手中。他也是此次盗陵的主犯之一，盗陵事发之后，田大化携杯潜逃。

为追回九龙玉杯，专案组给他的家人留话，只要他交回宝物，也可以对他既往不咎。这之后，云光有意让村干部多在田家派饭。几天之后，田大化终于交回了九龙玉杯。除此之外，他还上交了一块鸡血石镇纸。专案组也真的兑现了诺言，对田大化没有再追究。

云光这样描述这件稀世珍宝：九龙玉杯为白玉质，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有二龙戏珠，把手为一条龙，合计共九条龙。用料白玉细腻无瑕，半透明，所雕云龙工艺精巧，活灵活现。

而这竟成了此次清东陵盗案中惟一一件有详细记录的珍宝。

此后，九龙玉杯连同其它寻回宝物一同上交。公开的档案记录到此为止。此后这些文物究竟如何保存就不得而知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光曾多次到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寻访九龙玉杯，但均未再见。

另就惠陵而言，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界日报》略载：“三十四年十二月清三陵被盗，一、同治惠陵，棺两口。一同治，一陪妃，尸体俱面目如生。金棺前供桌上同治翠印一、金表一。棺内外珠宝、玉翠、金属等品，用麻袋装出，再用香炉量分，金子约二十余斤。”

又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二十九日《华北日报》略载，惠陵被盗开后，“第一层有四个架子，分列两旁。一边是皇帝翠印一颗、皇后翠印一颗，一边是书籍及印刷板之类。第二、三层没有东西。第四层有棺两个，用斧锤等将棺劈开，由皇棺内取出半斤重金墨匣一方、重四两金八卦一个、美国赠品四边镶白珠可走半年之金表一个、朝珠白缂各两串、二十四颗的白珠子两串、翠扳指一个、金火盆一个、翠烟袋一支。在后棺内取出凤冠一顶，白玉镯、金镯各一对，翡翠、珍珠、玛瑙及木质朝珠各一串，重三两金九连环一件，凤凰簪子一件，玛瑙扳指、金镶白珠戒指、翠牌各一个，长翠簪一件，其他零星物品无法统计。”

此次清东陵大盗案，两个最主要盗陵分子张尽忠和王绍义分得的赃物最多。高学仁在他的回忆里记录，1951年王绍义被捕后供称，此次盗陵他共分得各种珍宝一百多件，多数都在逃亡过程中卖掉了。

另据曾经参加抓捕审讯盗墓首犯张尽忠的军统特务张树廷交代，在张尽忠的住处共搜出了十几件宝贝，其中一条金龙有一尺多长，拿在手里全身会动，像活的一样。这些宝物被军统收走。后来张尽忠在狱中还供述，他在清东陵某处埋着一坛子宝贝，其中还有一只九龙玉杯。但这是否属实已经无法查证。

张树廷还供称，军统在北平等地收缴的800多件宝物，后来被军统平津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及其同伙贪污了一部分。马汉三后来被郑恩普举报，被军统处死。这批珍宝同样最终下落不明。

这部分能够被提及的珍宝，其实只是清东陵失窃宝物非常少的一部分。据说当年孙殿英盗裕陵和慈禧陵两座陵寝，就窃得了十三大车奇珍异宝。而1945年的这次盗陵，被盗的陵寝达11座！

第二次东陵大盗案参与人数多达千人，虽然主要珍宝被几个主犯瓜分，但凡是参与盗陵的人员都不会空手而还，即便是人均分得一两件，总数也相当惊人。而这种坐地分赃的盗陵，让众多珍宝的下落根本无据可查。

1952年，清东陵成立了文物保管处，国家开始将清东陵纳入了一级文物保护区范围。

在上世纪70年代，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裕陵地宫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掘出一批文物，现陈列在展览馆中。这些在孙殿英盗墓过程中被遗漏的珍宝，至今仍散发着璀璨光芒。看到这些，让人不禁痛心发问：究竟有多少珍宝被盗墓分子掳掠而去？

李寅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一直在进行着文物征集工作，但是一无所获。倒是清东陵周边的村落中，至今仍不时有文物贩子在逡巡。

内葬人物

陵寝

内葬人物

孝陵

内葬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在位18年

孝康章皇后、孝献皇后

景陵

内葬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在位61年

孝诚、孝昭、孝懿、孝恭四位皇后及敬敏皇贵妃

裕陵

内葬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在位60年

孝贤、孝仪二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

定陵

内葬文宗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在位11年

孝德显皇后

惠陵

内葬穆宗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4）

孝哲毅皇后

昭西陵

内葬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1613—1687）

孝东陵

内葬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1641—1717）

该陵内还陪葬了28位顺治帝的妃嫔

普祥峪定东陵

内葬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1837—1881），即慈安皇太后

菩陀峪定东陵

内葬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即慈禧皇太后

景陵皇贵妃园寝

内葬康熙帝的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

景陵妃园寝

内葬康熙帝的1位贵妃、11位妃、8位嫔、10位贵人、10位答应、8位常在、1位皇子（十八阿哥）

裕陵妃园寝

内葬乾隆帝死后被贬的乌喇那拉皇后和35位妃嫔

定陵妃园寝

内葬咸丰帝的2位皇贵妃、2位贵妃、4位妃、4位嫔、3位常在

惠陵妃园寝

内葬同治帝的淑慎、恭肃、献哲、荣惠4位皇贵妃

公主园寝

内葬宣宗道光皇帝的2位公主和2位皇子

解读陵寝规制

皇帝陵

清朝入关以前，已经在关外营建了3座皇帝陵，即永陵、福陵和昭陵。这三座陵寝规制各异，说明当时并无定制。入关以后营建的陵寝，基本因袭了明陵规制。清东陵各座陵寝的序列组织都严格地遵照“陵制与山水相称”的原则，既要“遵照典礼之规制”，又要“配合山川之胜势”。

自顺治皇帝的孝陵在昌瑞山下落成以后，清代皇帝陵的规制就已基本形成。其布局可分为三个区，即神路区、宫殿区和神厨库区。孝陵的神路区建筑配置最为丰富，自南至北依次为石牌坊、东西下马牌、大红门、具服殿（供谒陵者更换衣服、临时休息的殿宇）、圣德神功碑亭、石像生、龙凤门、一孔桥、七孔桥、五孔桥、东西下马牌、三路三孔桥及平桥。宫殿区按照前朝后寝的格局营建，自南至北依次为：神道碑亭、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燎炉（焚烧纸、锞的场所）、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琉璃影壁及月芽城、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宫门以北部分环以围墙，前后三进院落。神厨库区位于宫殿区前左侧，其建筑有：神厨（做祭品的厨房）、南北神库（储存物品的库房）、省牲亭（宰杀牛羊的场所），环以围墙，坐东朝西。围墙外建井亭。三个区的所有带屋顶的建筑（包括墙垣）除班房覆以布瓦外，全部以黄琉璃瓦覆顶（包括墙顶）。其中大红门为单檐庑殿顶建筑；圣德神功碑亭、神道碑亭、隆恩殿、明楼和省牲亭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具服殿、隆恩门、配殿、燎炉为单檐歇山顶建筑；朝房为单檐硬山顶建筑；神厨、神库为单檐悬山顶建筑；陵寝门为琉璃花门；井亭为盝顶建筑；班房为单檐卷棚顶建筑。

入关第二帝康熙皇帝的景陵承袭孝陵规制，宫殿区和神厨库区与孝陵相同，惟神路区有较大改动：一、神路与孝陵神路相接，不单建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二、圣德神功碑亭改竖双碑，分书满汉碑文。三、石像生由18对缩减为5对。四、改龙凤门为五间六柱五楼的牌楼门（道光年间，为求划一，谕今将牌楼门也称龙凤门）。五、裁撤七孔桥、一孔桥。六、五孔桥改建在石像生以南。

入关第四帝乾隆皇帝的裕陵承袭景陵规制，但稍有展拓。一是神路区的牌楼门以北增加一孔拱桥。二是石像生增至8对，比景陵多出3对。三是在陵寝门前增设三路一孔玉带桥。四是在三路三孔桥两侧对称地各增设一座三孔平桥。

入关第七帝咸丰皇帝的定陵基本沿用祖陵的规制，裁撤了圣德神功碑亭、一孔拱桥、二柱门，将陵寝门前的玉带桥改为三座平便桥，将石像生改为5对。

入关第八帝同治皇帝的惠陵规制更为减缩，不仅未建石像生，连与孝陵相接的神路也被撤掉，成为割断统绪的孤陵。

皇后陵

清王朝建造的第一座皇后陵是孝惠章皇后（顺治帝的皇后）的孝东陵，其布局为：神路区仅设一路三孔桥，宫殿区不设二柱门，其余则与皇帝陵相同。但由于当时制度尚不完备，在该陵内又埋葬了28位顺治帝的妃嫔，形成了皇后陵兼妃园寝的局面。

埋葬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由暂安奉殿改建而成，规制极为特殊。一是神路区只设下马牌和神道碑亭，未设桥涵。二是宫殿区建了两层围墙，外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了隆恩门，内层围墙的正面设置三座琉璃花门。三是陵寝门设置在隆恩殿左右的卡子墙上；四是隆恩殿为清代建筑等级最高的重檐庑顶。

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是清王朝营建的最后两座皇后陵，其规制基本参照孝东陵，但又有所区别。一是在神路区增建了下马牌和神道碑亭，三孔拱桥两侧对称地增建了平桥；二是陵内不再埋葬妃嫔。

妃园寝

清东陵建成的第一座妃园寝是景陵妃园寝，其布局只有宫殿区。自南向北依次为：一孔拱桥和平桥、东西厢房、东西班房、宫门、燎炉、享殿、园寝门。后院建49个小宝顶。厢房、班房均以布瓦覆顶。大门、享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并以绿琉璃瓦覆顶。

景陵皇贵妃园寝是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二座妃园寝。乾隆皇帝出于对康熙帝的两位皇贵妃的尊重和孝顺，拓展了规制。与景妃园寝相比，有以下三点不同：一是增加绿瓦单檐歇山顶的东西配殿。二是享殿月台前设置了丹陛石。三是为两位皇贵妃各建立了方城和绿瓦单据歇山式的明楼，该园寝成为清代等级最高的妃园寝。

清东陵内建造的第三座妃园寝是裕陵妃园寝。该园寝规制接近景陵皇贵妃园寝，所不同的是享殿前未设丹陛石，园寝门开在享殿两侧的面阔墙上，有一座方城明楼，后院内建34座小宝顶。

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是清东陵内营建的第四、第五座妃园寝，它们的规制均与景陵妃园寝相同。

布局结构

入关第一帝世祖顺治皇帝的孝陵位于南起金星山，北达昌瑞山主峰的中轴线上，其余皇帝陵寝则以孝陵为中轴线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依山势在孝陵的两侧呈扇形东西排列开来。各陵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审美思想贯穿于每一座陵寝建筑中。

孝陵之左为圣祖康熙皇帝的景陵，次左为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孝陵之右为高宗乾隆皇帝的裕陵，次右为文宗咸丰皇帝的定陵，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突现了长者为尊的伦理观念。

皇后陵和妃园寝都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主从、隶属关系。皇后陵的神道都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道相接，而各皇帝陵的神道又都与陵区中心轴线上的孝陵神道相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枝状系。

建筑序列

清代在此陆续建成15座陵园，埋葬160余人，均由宫墙、隆恩殿、配殿、方城明楼及宝顶等建筑构成。其中方城明楼为各陵园最高的建筑物，内立石碑，碑上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刻写墓主的谥号。明楼之后为"宝顶"（大坟头），其下方是停放灵柩的"地宫"。

孝陵以金星山为朝山（陵寝正前方所对之山），以影壁山为案山（墓穴与朝山之间的小山），以昌瑞山为靠山（陵墓后靠之山），三山的连线即为孝陵建筑的轴线。由于金星山、昌瑞山之间的距离长逾8公里，营造者设置了一条长约6公里的神路（专供棺椁、神牌通过的甬路），将自石牌坊（用石料构筑的牌楼，是陵区入口的标志物）至宝顶（地宫之上的封土）的几十座建筑贯穿在一起，并依山川形势分成了三个区段。一是石牌坊到影壁山间长约1.5公里的区段。在这个区段内，配置了宽大的石牌坊和高耸的神功圣德碑亭（内竖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石碑的方亭，亦称大碑楼），与金星山及影壁山相呼应。二是影壁山至五孔桥间长约3.5公里的区段。在这个区段内，配置了石像生（设在神路两旁的石人、石兽雕塑群）、龙凤门（由三间石雕火焰牌楼和四段琉璃壁组成的门坊）、一孔桥、七孔桥和五孔桥等低平建筑，以同周围的平坦地势相协调。三是五孔桥至宝顶间长约1公里的区段。在这个区段内集中配置了神道碑亭（内竖镶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隆恩门（陵院的大门）、隆恩殿（举行大祭活动的主要殿堂）、方城（砖砌的方形城台）、明楼（建在方城之上的内竖墓碑、檐挂陵名匾额的方亭）、宝顶、宝城（围绕宝顶的城墙）等主要礼制性建筑。并且这些建筑由南至北依次升高，以与昌瑞山及两侧护砂（陵寝左右的山丘）相互配合。这些建筑的配置与组合，均以风水学中的形势理论为指导，其大小、高低、远近、疏密皆以“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尺度进行视觉控制。并将山川形胜纳于景框之中，作为建筑的对景、底景和衬景，实现了“驻远势以环形，聚巧形而展势”的目的。

清东陵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1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首批AAAA级旅游景区。[3] 2015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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