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迁徙

在那特殊的三十年，经常发生外逃事件。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一部分是为了吃饱肚子，还有一部分是为了革命理想，为了全人类，为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奔赴缅甸和越南等地去参加战斗。总之，都是为了寻求安全或是实现理想。在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当中，一些人在香港当地扎下根并取得成功。例如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等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曾有人做过相关的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从四九年至七九年的三十年内，从广东各地离境人数高达数百万，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广东出现了不少“无人村”、 “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港粤血肉相连，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四九年前后这里没有防护铁丝网，两边不是互有亲戚就是有商贸来往。许多地方都可以过去，爬个山、划个船就过去了。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到香港去了。逃出香港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影响颇大，引起国际关注。这种集体性事件可分为几个阶段来看，而且两边的政策也是互动有无，常有变化。

第一阶段：1949年 - 1956年。一九四九年前后，每天一批又一批的人前往香港。而还没有离开的人，各有各的考量。在当时，“放”，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有说法：“反正不和我们一条心，就让他们走吧”。这并不是凭空说道。由于多年战争，大陆财政拮据，粮食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都非常紧张。面对庞大的军政人数（当时入城的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城市运营，政府支出已经日暮途穷，更别说要养活从国民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高达数百万的旧人员。因此，让一些“面和心不和”的人离开无疑是最优且最为体面的选择：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于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罗湖桥，成为出走的第一条路线。事实上，从1947年开始从这里走出去资本家、达官贵人、地主豪绅以及为了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散兵游勇一直是连续不断。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到香港的。

五十年代上半叶，主政广东省的陶铸就主张“放”，他一方面扩大农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管理。在顶峰的压力下，陶铸亲自下令撤岗，放开边境三天，让饥饿的人自由去香港。这就是为什么深圳的老人至今回忆说:“陶书记救了我们的命”。

另外的确也管不过来，新兴政权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忙，忙着“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各大小城市的管理和运营，还有不少地盘仍在国民党手中需要解放等等。而因为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大量的旧警察依旧在岗。但这些“旧人”，自己都还在观望或三心二意，怎么能助力新政权的发展呢。在政权新旧交替、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际，面对偌大的国土，缺乏有效的治理体系稳定局面，混乱在所难免乱。为嗅觉灵敏以及邻近香港的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提供了出走的方便。所以在1956年之前走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正常”理由，开个便条，就不会有阻拦。例如张爱玲就是1952年去的香港，因为香港有亲戚，她走的很潇洒。

第二阶段：1957年-1962年。土改虽然使农民有了土地，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从镇反、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肃反、集体合作社到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刚开始百姓还参与其中，尤其是斗地主、宣讲会、批斗会、各种演出充斥全国各地，各乡村异常热闹，热情高涨，闹忙的很，老百姓拍手称快。千年中华，他们从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搞，觉得很新鲜也很有意思。在随后的运动中，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口号、大炼钢铁以及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减产了六百亿斤，农民年人均消费额仅有六十五元。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人们因食品不足而普遍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最终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100万（或许远远不止）。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恰逢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能获得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陆路、泅渡、坐船3种。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利用汽车轮胎、救生圈、油桶、泡沫塑料等漂浮的物体，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陈子美就是“泅渡”去的香港。有的在精疲力尽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最为严重的是1957年7月份，深圳边境每天都集结了数千人准备偷渡。甚至发生部分外逃人员强行冲击深圳文锦渡关卡事件。据统计，两个月内偷渡外流人数达2万余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不得退步，我们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或掉队。”在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流人数增至上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其实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一些警察甚至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最后约有1万名偷渡者被捕，港英政府决定将其遣返。在遣返前一晚，香港娱乐场所近半停业，关心此次事件的香港市民暗地筹备营救计划。遣返行动开始后，一辆接一辆大蓬车载着偷渡者缓缓向北行驶。行至罗湖桥时，突然有数千名香港人冲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横卧在桥上，阻挡车辆行进。有人大声呼喊：“快跳车啊！”偷渡者乘势跳车逃跑，后被香港同胞分批转移，这次行动又使数千人留在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约有11万余人，其中6万余人越境到了香港。

第三个阶段：1966年-1976年。十年“文革”爆发，进一步加剧了“逃港”之风。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人间地狱——香港”、“腐朽的资本主义”、“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这种空洞的说教在饥饿面前显得异常苍白。例如，在1967年1月，当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选择铤而走险，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小艇成功偷渡香港，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其他知青。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由此拉开了序幕。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当时，虽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拦不住人心所向。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一旦进入香港管辖水域，中方就难以在进行抓捕。在“文革”处于高潮阶段的1969年1月到1970年2月，广东省共行动外逃万余人，其中逃出2000余人，偷渡人员大多是“五类分子”、运动中重点审查对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有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机关干部。上山下乡知青偷渡外逃情况很突出，在偷渡外逃的人中，知青占32%。

1971年开始，省内偷渡外流呈现上升趋势。1973年1-5月，集团性偷船、劫船偷渡外逃的人数比上年同期上升96%,偷渡和逃出人数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1.1倍和1.5倍。偷渡外流的绝大多数是一般群众和青壮年。1974年9月，全省召开边防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解决偷渡外流问题，提出制止偷渡外流的措施。随着文革的逐渐降温，在此后几年，偷渡外流有所缓和。

第四个阶段：1976年-1979年。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与以往相比，“文革”结束后爆发的“逃港”风波，涉及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1978年，省内偷渡外流人数又一次急剧上升，共发生偷渡外流4.8万余人次，多数发生在宝安、惠阳、惠东等重点县。对此，广东省委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了专门力量，开展整顿边防治安、制止偷渡外逃的统一行动。全年共截获偷渡外逃人员6万余人。

1979年的逃港潮最为惊心动魄。当时有传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会实行大赦，十多万来自各地的民众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边境地带，形成汹涌的人潮。他们不顾边防军的鸣枪示警，拖儿带女，强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湾海面上漂浮起几百具尸体，无声地展现出国人用脚投出的庄严一票。他们在香港的繁荣和自由以及中国的贫困之间，做出了的勇敢选择。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本次大逃港再一次带给北京巨大的震撼。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