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出卖江姐叛徒的妻子，98岁时却被国人敬重，她到底做了什么？

1949年10月1日下午，庆典的礼炮声远在北京回荡，然而在重庆郊外阴暗潮湿的渣滓洞，一截用红布和草纸缝起的旗子被悄悄举到胸前。握旗的那双手布满伤痕，指节却没有一丝颤抖，手的主人叫郭德贤——她的身份很尴尬，叛徒蒲华辅的妻子，却也是多年地下交通线的负责人。

消息传进牢房：新政府成立了。难友们按捺住情绪，互相用眼神交流。郭德贤低声说了句：“咱们没白坚持。”短短七个字，让一旁的江竹筠眼眶微红。两人谁也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江姐就会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而郭德贤则带着孩子侥幸闯出那堵血墙。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外界对“叛徒家属”的看法。

往前倒十六年，1933年，云阳老县衙后的私塾里，一位十三岁的女孩第一次翻到《新青年》。纸张略黄，字里行间却像有火苗在跳。她攥着书跑回家，冲着哥哥问：“真有一群人要让中国脱胎换骨吗？”哥哥笑而不答，只递给她一串代码似的地址：“有空去这里，看看真正的世界。”

抗战爆发后，云阳街头添了防空壕。警报拉响时，人们狼狈冲向掩体，郭德贤却拎着木箱呆在路中央募捐。有军阀想抢钱买私酒，她顶着刺刀回怼：“一分钱都不能挪，这是前线的命！”那股横劲儿，让不少同学心里又敬又怕。十五岁，她在哥哥引荐下递交入党申请书，自此成为地下联络员。

战火最烈的年月，她的工作极琐碎：抄写电码、藏匿药品、接送伤员。为了方便行动，她把长发剪到耳根，一身学生装穿几年也不换。有意思的是，她很快发现一个技巧——用课本封皮夹白纸，墨水写的字比铅笔淡，晾干后几乎隐形，滴上碘酒便显迹。许多情报就这样躲过搜查。

1945年冬，蒲华辅出现在万县街角。彼时他是地下党县工委书记，对接地点在竹林。初见时他抖开怀表，露出红星吊坠，暗号对上，两人替对方挡过一次尾随检查。共同的任务让感情升温，他们在一间堆满油印机的小屋里对着同志宣誓成婚，礼物只有一对搪瓷缸。

婚后不久，郭德贤察觉丈夫偶尔夜半惊醒，她问：“是不是出了漏洞？”蒲华辅沉默。局势越紧，他越表现出惧色。1949年春天，他突然消失，而后出现在特务办公室。情报被出卖，多名同志被抓。对话只留一段传言——特务拍桌子质问：“你真要供出江竹筠？”蒲华辅低声：“只要保命。”

叛变的噩耗传来，组织立即要求郭德贤脱离，但她拒绝：“我没错，不走。”当天夜里，她焚毁全部文件，把孩子和老保姆支走，自己留守原址。特务破门时，机要灰烬仍在火盆里跳，谁也没搜到字片。因为这份“消失的证据”，敌人迟迟锁定不了暗线，为后续大撤离争取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审讯随之而来。吊打、水刑、电刑轮番上阵，她一句实话没吐。最难熬的是把孩子推进刑房的那晚。探照灯刺眼，孩子大哭。一个特务拉过男孩威胁，她只说：“松手，孩子无辜。”语调平静，反倒让施暴者踟蹰，最终把孩子扔回牢里。这样的心理较量持续了数月。

11月27日，枪声从白公馆方向传来，守卫慌乱。郭德贤抱起儿子，带头冲向废弃仓库，一路搀了三名受伤同志。夜色掩护，他们攀墙越沟，爬出溃逃的渣滓洞。等到解放军进城，郭德贤带着十余名幸存者主动出面作证，揭露特务名单，不少凶手因此伏法。人们这才明白，她与丈夫早已分道扬镳。

新政权建立后，有人提议让她改姓换名，以免“叛徒妻子”刺眼。她摆手：“历史归历史，掩藏没意义。”随后调至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审稿、播音。每天清晨五点半，她拎保温壶准时到机房，声音沙哑却一字不差。一次国际快讯因电码含混，她熬通宵核对原件，避免误播。老同事说：“郭科长不抬头，整个台都不敢收工。”

退休后，她拒绝颐养天年。学校、工厂、部队，有人邀请，她就拄拐杖去讲渣滓洞往事。讲多了，两条声带长茧，医生劝休息，她回一句：“嗓子哑了，还有手比划。”每年清明，她让儿女推轮椅上歌乐山，把墓碑上的尘土一块块抹净，嘴里轻声读烈士姓名。

2022年初夏，98岁的郭德贤病榻弥留。家人围在床侧，她费力抬手，比了个握拳动作，只留下两句话：“做人，别怕。守信仰，不难。”简单八字，回荡在病房，也飘出窗外，仿佛又看见那年狭窄牢房里，红布旗轻轻招展的光亮。

多年后，人们整理重庆地下党史料时发现一个细节：蒲华辅叛变时提供的名单中，唯独漏掉妻子。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无从考证。可事实说明，郭德贤的忠诚自有分量，足以让世人忘记她“叛徒妻子”的尴尬称谓，而记住她本来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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