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庆典的礼炮声远在北京回荡,然而在重庆郊外阴暗潮湿的渣滓洞,一截用红布和草纸缝起的旗子被悄悄举到胸前。握旗的那双手布满伤痕,指节却没有一丝颤抖,手的主人叫郭德贤——她的身份很尴尬,叛徒蒲华辅的妻子,却也是多年地下交通线的负责人。
消息传进牢房:新政府成立了。难友们按捺住情绪,互相用眼神交流。郭德贤低声说了句:“咱们没白坚持。”短短七个字,让一旁的江竹筠眼眶微红。两人谁也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江姐就会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而郭德贤则带着孩子侥幸闯出那堵血墙。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外界对“叛徒家属”的看法。
往前倒十六年,1933年,云阳老县衙后的私塾里,一位十三岁的女孩第一次翻到《新青年》。纸张略黄,字里行间却像有火苗在跳。她攥着书跑回家,冲着哥哥问:“真有一群人要让中国脱胎换骨吗?”哥哥笑而不答,只递给她一串代码似的地址:“有空去这里,看看真正的世界。”
抗战爆发后,云阳街头添了防空壕。警报拉响时,人们狼狈冲向掩体,郭德贤却拎着木箱呆在路中央募捐。有军阀想抢钱买私酒,她顶着刺刀回怼:“一分钱都不能挪,这是前线的命!”那股横劲儿,让不少同学心里又敬又怕。十五岁,她在哥哥引荐下递交入党申请书,自此成为地下联络员。
战火最烈的年月,她的工作极琐碎:抄写电码、藏匿药品、接送伤员。为了方便行动,她把长发剪到耳根,一身学生装穿几年也不换。有意思的是,她很快发现一个技巧——用课本封皮夹白纸,墨水写的字比铅笔淡,晾干后几乎隐形,滴上碘酒便显迹。许多情报就这样躲过搜查。
1945年冬,蒲华辅出现在万县街角。彼时他是地下党县工委书记,对接地点在竹林。初见时他抖开怀表,露出红星吊坠,暗号对上,两人替对方挡过一次尾随检查。共同的任务让感情升温,他们在一间堆满油印机的小屋里对着同志宣誓成婚,礼物只有一对搪瓷缸。
婚后不久,郭德贤察觉丈夫偶尔夜半惊醒,她问:“是不是出了漏洞?”蒲华辅沉默。局势越紧,他越表现出惧色。1949年春天,他突然消失,而后出现在特务办公室。情报被出卖,多名同志被抓。对话只留一段传言——特务拍桌子质问:“你真要供出江竹筠?”蒲华辅低声:“只要保命。”
叛变的噩耗传来,组织立即要求郭德贤脱离,但她拒绝:“我没错,不走。”当天夜里,她焚毁全部文件,把孩子和老保姆支走,自己留守原址。特务破门时,机要灰烬仍在火盆里跳,谁也没搜到字片。因为这份“消失的证据”,敌人迟迟锁定不了暗线,为后续大撤离争取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审讯随之而来。吊打、水刑、电刑轮番上阵,她一句实话没吐。最难熬的是把孩子推进刑房的那晚。探照灯刺眼,孩子大哭。一个特务拉过男孩威胁,她只说:“松手,孩子无辜。”语调平静,反倒让施暴者踟蹰,最终把孩子扔回牢里。这样的心理较量持续了数月。
11月27日,枪声从白公馆方向传来,守卫慌乱。郭德贤抱起儿子,带头冲向废弃仓库,一路搀了三名受伤同志。夜色掩护,他们攀墙越沟,爬出溃逃的渣滓洞。等到解放军进城,郭德贤带着十余名幸存者主动出面作证,揭露特务名单,不少凶手因此伏法。人们这才明白,她与丈夫早已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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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建立后,有人提议让她改姓换名,以免“叛徒妻子”刺眼。她摆手:“历史归历史,掩藏没意义。”随后调至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审稿、播音。每天清晨五点半,她拎保温壶准时到机房,声音沙哑却一字不差。一次国际快讯因电码含混,她熬通宵核对原件,避免误播。老同事说:“郭科长不抬头,整个台都不敢收工。”
退休后,她拒绝颐养天年。学校、工厂、部队,有人邀请,她就拄拐杖去讲渣滓洞往事。讲多了,两条声带长茧,医生劝休息,她回一句:“嗓子哑了,还有手比划。”每年清明,她让儿女推轮椅上歌乐山,把墓碑上的尘土一块块抹净,嘴里轻声读烈士姓名。
2022年初夏,98岁的郭德贤病榻弥留。家人围在床侧,她费力抬手,比了个握拳动作,只留下两句话:“做人,别怕。守信仰,不难。”简单八字,回荡在病房,也飘出窗外,仿佛又看见那年狭窄牢房里,红布旗轻轻招展的光亮。
多年后,人们整理重庆地下党史料时发现一个细节:蒲华辅叛变时提供的名单中,唯独漏掉妻子。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无从考证。可事实说明,郭德贤的忠诚自有分量,足以让世人忘记她“叛徒妻子”的尴尬称谓,而记住她本来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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