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长卷中,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承载着深刻信仰与权力象征的文化符号。其中,翁仲、刚卯(或作"冈卯",常与严卯并称)、司南佩被后世尊为"汉代玉辟邪三宝",这三件小巧的玉雕作品,浓缩了汉代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它们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更是打开汉代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通过方寸之间的雕琢,向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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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仲:镇守人间的石质神灵
翁仲的形象源于秦代一位名为阮翁仲的巨人将军,传说他身长一丈三尺,勇猛异常,秦始皇命他镇守临洮,威慑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见之以为真人,竟不敢靠近。这一传说在汉代演变为一种普遍的镇邪习俗,玉制的翁仲成为贵族随身佩戴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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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玉翁仲通常高仅数厘米,雕刻一位身着长袍、拱手站立的武将形象,面部特征简洁,仅以阴线刻出眉目,整体风格古朴而神秘。这些翁仲玉佩多被系于腰间或悬挂于胸前,其功能已从最初的军事镇守转化为全面的个人庇护。考古发现显示,翁仲玉佩在西汉早期贵族墓葬中尤为常见,暗示其与身份地位及死后世界的特殊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翁仲的"无面"特征——即面部表情模糊或缺失——可能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义。这种设计使翁仲超越了具体的人像,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守护力量,能够适应不同佩戴者的需求。同时,翁仲作为外来者(异族将军)的形象被内化为保护者,反映了汉帝国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复杂心态及其文化整合能力。
刚卯与严卯:时间巫术的玉质载体
刚卯与严卯是汉代特有的辟邪玉器,通常成对佩戴,形制相同但刻文有别。这两种玉器均为方柱形,长约2-3厘米,中间有孔可穿绳悬挂,一般在正月卯日制作,故名"卯"。刚卯刻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严卯则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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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咒语性质文字透露出丰富的信息:首先,它们明确指向驱除瘟疫("庶疫刚瘅")的功能;其次,涉及四方神灵(祝融、夔龙)和五行观念(赤青白黄四色);再次,强调通过正确的时空仪式(正月卯日制作)获得神圣力量。刚卯与严卯的佩戴习俗主要流行于西汉,王莽时期曾因避讳"卯"字(与"刘"姓相关)而一度禁绝,东汉又恢复流行,但形制有所变化。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刚卯严卯体现了典型的"时间巫术"——通过在特定时间(新年伊始、阳气初萌的卯日)制作并佩戴特定物品,以捕捉和固定此时段的强大生命力,抵御随后的阴寒与疾病。这种将时间神圣化的做法,反映了汉代人对宇宙节律的深刻理解及其操控自然力量的尝试。刚卯严卯的消失与汉代经学的兴起及理性思潮的增长大致同步,暗示着神秘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司南佩:指引与平衡的象征
司南佩是汉代另一种重要的辟邪玉器,其造型直接模仿当时用于指示方向的司南(原始指南针)。典型的司南佩上部为司南装置(有磁勺与地盘),下部则演化为复杂的装饰结构,整体呈工字形或工字形的变体。虽然实际功能未必与指南有关,但其象征意义十分明确——指引方向、保持平衡、避免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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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佩的流行与汉代盛行的"厌胜"观念密切相关。在汉人看来,佩戴司南佩可以"指向正道",避免邪气侵扰,类似于精神上的指南针。考古资料显示,司南佩在东汉时期尤为流行,且形式逐渐脱离实际的司南装置,演变为更为抽象的象征性符号。部分司南佩还与其他辟邪元素(如玉胜、玉蝉等)组合出现,形成复合功能的护身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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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司南佩反映了汉代人对空间定向与人生方向的深层焦虑。在那个扩张与探索的时代,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都伴随着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与征服欲望。司南佩作为一种随身携带的"方向指引者",既是对现实导航工具的崇拜,也是对人生航程顺利的精神祈求。其流行与衰落,某种程度上也与汉帝国从开拓进取到内敛保守的思想转变相呼应。
三宝合一:汉代玉文化的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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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翁仲、刚卯/严卯、司南佩并称为"汉代玉辟邪三宝",并非仅因其辟邪功能的共性,更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代人精神防御系统的三个维度:翁仲代表外在的、军事化的力量保护;刚卯严卯体现时间性的、咒术性的净化能力;司南佩则提供方向性的、平衡性的指引功能。三者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立体的防护网络。
从材质选择上看,这三宝均采用玉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具有灵性的材料。汉代人相信玉能"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说苑·杂言》)玉的这些品德使其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理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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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功能分析,这三宝最初可能是皇室或贵族专享的特权象征,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考古发现表明,即使是中小型汉墓中也常有简化版的玉辟邪器物出土,说明这种信仰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这种"上行下效"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汉代"大一统"意识形态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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