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一场追思会在京郊的小礼堂悄然进行。灯光昏黄,人声低落。人群里,由昆红着眼眶轻轻吐出一句话:“要是景润没走,他肯定拄着拐杖,也跟着邓公走了。”周围人闻言,神色复杂,有人默默掏出手绢,场子仿佛瞬间安静到只剩呼吸声。
陈景润离世在1996年,邓小平则在1997年辞世,两位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段缘分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科学界与改革巨擘之间一次次碰撞的缩影。许多科研人员至今仍在提起,邓小平那句“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不仅是一句暖话,更是一项行动准则。
时间拨回到197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资料刚摆上桌,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到“陈景润”三个字。邓小平抬头,只说了一句:“这种人才,中国要是有一千个就好了。”话音落下,会场的秘书连忙记录下来。几天后,一纸批示送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核心只有六个字:抓紧解决困难。
同年深秋,胡耀邦走进中关村88号筒子楼。狭窄楼道里堆满炉子,煤味呛人,连廊灯都是昏暗的。陈景润那间6平米的小房,连转身都费劲。胡耀邦站在门口,眉头紧皱,却听陈景润说:“条件已够用。”一句朴素,把所有客套挡了回去。胡耀邦临走时低声嘀咕:“这事要真办到位,恐怕得惊动更大的领导。”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家们整齐就座,陈景润捏着袖口,显得既拘谨又兴奋。当邓小平步入会场,掌声如浪涌起。等到散会,工作人员引导几位功勋科学家合影,邓小平走到陈景润面前,握手的瞬间轻声嘱托:“别累坏身体,咱们还指望你出成果。”陈景润涨红了脸,鞠了一躬,声音有些发颤:“一定努力。”
科学大会后,科研系统的待遇开始松绑。饭补提高,仪器更新,最显眼的变化却是住房权限。可陈景润依旧固执地守在那间6平米的单身宿舍,直到1980年他和由昆登记结婚,孩子出生,屋里才挤出四口人加一位保姆。有人开玩笑:“这哪是房间,分明是谜题。”陈景润却只笑笑,仍伏案演算哥德巴赫猜想的公式。
两地分居和喧嚣噪音终于把这位数学家逼至临界点。1984年,他写了封不到百字的报告递上去。文件送到邓小平案头,当晚就批:“三件事,一周内解决。”短短七日,四室一厅、配偶调京、秘书编制全部到位。院里老人直呼“破天荒”。有人好奇邓小平为何如此雷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透露,当晚领袖只说了一句:“别耽误人家推算质数。”
房子敲定,问题却没完。新居离屠宰场不过两条街,猪叫此起彼伏。陈景润苦笑:“我搬来陪猪打交道了。”朋友半真半假建议他再向上反映试试。电话打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登榜局长拎着公文包赶到单位,当场表态:“今天解决不了房子,我就不走。”中关村罕见的大户型就此落到陈家名下。
安静的环境换来更疯狂的工作节奏。住院期间,陈景润熟悉了护士交接班的点位,查房一到,立刻埋进被窝装睡;查房一走,披衣继续运算。医生恼火,却拗不过他。由昆一怒之下把书稿全抱回家,结果第二天清晨就接到电话:“东西不送来,我立刻办出院!”医护人员哭笑不得,最终只能在病房里安放书桌。
1996年3月19日,凌晨,陈景润病情急转直下。病房灯光惨白,他艰难地握住妻子的手,嘴唇抖动,几个词断断续续:“稿子……别耽误……国家要用。”话音未完,人已沉沉睡去。此后不到一年,邓小平也走到人生终点。两桩讣告传来,科技界很多老人把桌角的旧照片翻出来,神情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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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昆在追思会上那句“随邓公而去”并非客套。陈景润生前常说,邓小平给的不只是房子、工资,更是一种“科学有用论”的安全感。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地位尴尬,而那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像一道明灯,照亮了无数实验室。科技人员私下里甚至给邓小平起过绰号——“最强后勤”。
陈景润成长于战争阴影下,对国家、对数学怀有近乎执念的热爱。少年时衣衫褴褛,却能在油灯下翻清华旧课本;大学靠津贴勉强糊口,却在黑板前写下密密麻麻的公式。新中国成立、院所重建、改革春风——时代赠予他的每一分善意,他都想用新的证明或定理偿还。
63岁英年早逝留给人们无数惋惜。可在由昆看来,丈夫从未真正离开。那一箱草稿,至今仍被她锁在保险柜里。每到深夜,院子静得出奇,她能听见风吹动纸页的声音,像极了陈景润轻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旁人或许难以体会,可在她心里,那就是丈夫与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守护的科学之光,仍然在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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