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家张者：谈到新疆建设兵团，永远不能忘记上海人

“新疆是我的故乡，新疆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了，她还在新疆养老。”

作为“兵团二代”，作家张者对新疆充满了特别的感情。他在河南出生，在重庆、北京求学，但他视新疆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根。在曾经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他随父母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如今在重庆生活，他依然会在梦中回到那个山沟，而那些大漠和干沟在梦中都变成了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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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天边》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张者在《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带来了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天边》。故事以一群兵团少年的成长史为经纬，通过三代新疆兵团人的命运交织，勾勒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屯垦戍边的“创业史”。

小说也写到了一批上海援疆知青，他们被新疆兵团人称为“上海青年”。11月9日，张者来到上海，参加“收获首发”活动——“把大漠当青春纪念册的人们”。

“谈到新疆兵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上海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十万上海支边青年到达了新疆兵团。至今，新疆兵团人还称他们为‘上海青年’。确实，他们在我心目中永远年轻。如今，上海还在支援新疆，不但有援疆的干部，还有援疆的资金。而当年，上海和全国一样还没有摆脱贫困，支援新疆的只有人，整整一代人。”

在活动间隙，张者接受了澎湃新闻·文学花边专访。

作家、重庆作协主席、新疆兵团作协名誉主席张者

【对话】

澎湃新闻：你会把新疆视作自己“文学的故乡”吗？这个地方对你感受世界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张者：新疆当然是我的“文学的故乡”之一。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

1949年后，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戍边者走向了大漠，他们是军人，就地转业成了兵团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屯垦戍边。兵团人和中国历史上的戍边人一脉相承，不一样的是他们除了悲壮决绝之外，还多了一种信仰和豪迈，乐观和坚韧，他们喊出了“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誓言是严肃的，有雪山和大漠作证。我们“兵团二代”这一代，这种感受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澎湃新闻：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张者：最初是不甘心的，抗拒和叛逆是必然的。

年轻一代拒绝埋没在大漠戈壁，企图通过高考升学到达他心中的天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心中的天边以及诗与远方。解决这种矛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兵团人的生活与内地已经无大的差别后。兵团二代的所有热血和青春，都被改写成了快乐的回忆。他们从理解父辈走向真正的扎根：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自己曾经寄望的天边，所有的憧憬并不遥远，原来就在眼前。

张者在新疆的早年照片

澎湃新闻：你的新疆题材常写到上海援疆知青，他们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吗？

张者：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时候，我是一个少年。上海青年和兵团二代的少年在大漠边缘相遇了，这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曾经用鸡蛋和上海青年换书看，想起这事我常常哑然失笑。这一切都让我写在小说中了。

可以这样说。我是在上海人的教育下长大的。上海青年是我们兵二代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我的语文老师是上海青年，我还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在作文课时经常讲评我的作文。当我上完大学，并且发表了处女作去找她时，她和上海青年一起回到了上海，消失在大上海的人流中。我找不到她了，这让我很忧伤。

我能成为作家可以说也是上海青年培养起来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普通人成为作家是从阅读开始的。而我阅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上海青年借给我的。薄薄的一本，叫《少年维特之烦恼》。看来，无论你在大漠边缘，还是在大上海，少年都会有烦恼。

上海对于新疆来说，它是一种象征。他是现代的、前卫的、时髦的。它是新疆人梦想的地方，大漠中生成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对上海的想象。我的有些发小现在就生活在上海，算是实现了理想。

《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

澎湃新闻：当你不在新疆生活，这个地方会以什么方式和你产生关联？

张者：我离开新疆很多年了，但我每年都回新疆，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杨，对酒望大漠。那里的确是我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文学创作之根。

有一种关联是十分奇妙的，那就是树。它叫胡杨树。在我的小说中是一种象征。我一直关注着那神奇的树。兵团人把胡杨树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胡杨树可以断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杨籽就像风车一样，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

澎湃新闻：我想到了《山前该有一棵树》。你在这部小说里融入了自己的成长记忆，新作《天边》亦有你的亲身经历。在写作中和少年时的自己对话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张者：这种在写作中和少年时的自己对话是自言自语的。有时候是一个音调，是一首歌。

我的写作往往是从歌声开始的，有时候干脆播放一些写新疆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比方：我在写《天边》时，会不知不觉地哼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开始是想用这个名字的，但被用得实在太多了。后来就用了《天边》。其实也有一首歌叫《天边》，歌唱“天边”的曲更多，好在长篇小说没有叫《天边》的。我在小说中把天边赋予了新的内涵。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山前该有一棵树》

澎湃新闻：近年新疆文学很受关注，刘亮程、李娟等作家的作品为人们阅读、谈论。你认为你有哪些独特的创作资源和视角？或者说，你的新疆写作会有哪些独属于你的痕迹？

张者：我的新疆题材是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地域背景和自然风貌不一样的，新疆太大了。刘亮程、李娟在北疆，我在南疆。他们在“地方上”我在兵团，这是自然而然的区别。刘亮程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李娟是最早的“素人写作”。李娟有生活，是素人写作的榜样。刘亮程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乡村哲学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状态能给作家同行带来启发。

我们虽然都在新疆，中间却隔着天山。如果在内地，这相当于隔着几个省。北疆有美丽的草原，南疆有金色的胡杨。第一代兵团人无论北疆还是南疆，往往都在最艰苦的地方。比方：359旅的718团就在南疆的阿克苏，古代叫龟兹。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里，我曾经随父母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在生活中最缺的是树。一棵树有时候比水更重要。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水和树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我小说的独特痕迹。

澎湃新闻：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你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做过记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经历了什么？

张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从记者转型为作家这是奇妙的。我想不外乎三句话。首先，新闻就是新闻，文学就是文学；第二句，新闻是文学开始的地方；第三句，新闻是发生的事情，文学是想象的事情。一个是现实发生的，一个来自作家想象，这是本质上的不同。

记者无论是做新闻报道，还是做人物访谈，都会发现新闻和文学有很大区别。我当年写一件事或一个人，写着、写着就想虚构，意犹未尽。这很要命，记者必须立足事实呀。既然我喜欢虚构，那就转行当作家吧。

虽然告别了新闻职业，我依然感激那段经历。记者职业影响了我的文风，这很重要。新闻和文学虽然是两个不同概念，却是相辅相成的。记者要求文字凝练，迅速抓住事情本质，这是作家最好的训练。世界上很多著名作家都当过记者。

澎湃新闻：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你是否也有困惑？

张者：我和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最大的困惑或者冲击是AI时代的到来。人类怎么掌控AI机器呢？

好在，人类有一种东西AI是没有的，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意识”。虽然AI非常智能，却需要接收指令，而发出指令的是人。

未来的写作者或许是幸福的。AI可以给我们提供海量的资料，写作者再也不用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查资料，做卡片了。但是，通过AI查到的只能是资料，你不能抄袭AI,抄袭AI就是抄袭我们所有人。现在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杂志社，都有“查重”软件。AI查重，你无法遁形。

我想，基于生命体验的有情感有温度的创作永远是我们的独创。

澎湃新闻：有人说今天的文学现场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文学青年，你怎么看？

张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同学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都玩命写诗。很奇怪的是平常喜欢看小说，动笔时写出来的却是诗。这就是青春写作，靠的是荷尔蒙。少年的心需要用诗情画意来滋养心灵，伤春悲秋后需要文学疗愈。那个时代也许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对于60和70后作家来说，所吸收的文学营养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些作家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喜欢卡夫卡，有些更喜欢马尔克斯等。你走进作家们的书房，在书架上有三分之一的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读研究生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法律系。我并没有准备当什么律师和法官，我读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比同代作家更丰厚些。可见，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写作。

澎湃新闻：你对当代文坛有哪些观察和感受？

张者：文学现场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了，这是现实。过去文学是一种理想，现在文学是一种职业。现在已经有了“素人写作”。对于专业作家来说，这些写作也许会构成一种竞争关系，但专业作家内心中不应该有“鄙视链”。写作者的基数大了，对于真正文学攀登者来说，也许根基更牢固。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绿草坪；有牡丹花，也应该有喇叭花、狗尾巴草，这样才能百花齐放。

张者早年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