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国可以快速崛起？英媒分析：离不开这三位“推动者”的贡献

10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连意大利都不如，还差点被瓜分成“拼图”。

可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拿下了世界贸易的半壁江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百年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英国媒体曾专门刊文分析，中国的快速崛起背后，有三位“推动者”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他们在关键领域的突破，才直接撑起了中国发展的脊梁骨。

那么，这三位“推动者”究竟有多么重要？让我们逐一探讨。

三位“推动者”

袁隆平最初的理想，其实很诗意。

童年时在园艺场看到的美景，让他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学农的种子。

家里人并不看好，可他偏偏就报了西南农学院。

当他后来亲身经历了饥荒年代的痛苦，那个关于田园风光的个人梦想，迅速被一个更宏大、更迫切的现实所取代：他要让中国人吃上饱饭。

于敏，也站在了这样的岔路口。

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第一名，导师张宗燧眼中“物理最好的学生”，在代数考试中甚至能拿到满分，远超数学系的同学。

作为“国产土专家一号”，他在基础理论物理领域的前途不可限量。

可1961年，钱三强的一句话——“国家需要你”，让他的人生来了个急转弯。

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氢弹研究。

从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国家机密，一藏就是28年。

如果说袁隆平和于敏是人生的转向，那钱学森的选择，更像是一场赌上一切的回归。

新中国成立前，他已是美国科学界的明星。

他是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师从力学泰斗冯·卡门，28岁就以“卡门-钱近似”公式享誉世界，参与着美国最核心的机密火箭项目。

一位美国海军次长甚至公开宣称，他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

故土的召唤让钱学森毅然决定放弃这一切，为新中国的科技建设贡献力量。

迎接他的，却不是鲜花和掌声。

美国政府认为他掌握着大量军事机密，绝不能让他离境。

从1950年起，钱学森便被列入美国的“特别管控名单”，将他扔进拘留所短短半个月。

之后，更是长达五年的软禁。

直到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斡旋下，这条回家的路才算走到尽头。

这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是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命运的深度绑定。

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用最朴素、最“笨”的方法，去挑战最尖端的科学难题。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中国要造导弹，但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

钱学森的团队怎么办？他们拿出了算盘。

一群年轻的科学家，硬是靠着这古老的工具和无数张手绘的轨迹图，一点点地计算、迭代，为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铺设了最初的飞行轨道。

同样的一幕，也在于敏的团队上演。

为了攻克氢弹原理，他们奔赴上海，因为当时全中国唯一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计算机在那里。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分到可怜的5%的机时。

更多的时候，靠的是人力。

团队成员们用手摇计算器进行积分，一算就是一百多个昼夜。

这不是比拼设备，而是比拼理论的深度和意志的强度，他们硬生生把人脑变成了超级计算机。

除了硬“算”，还有死“找”。

袁隆平为了寻找到那株开启杂交水稻大门的“雄性不育株”，采用的也是最原始的办法。

他和团队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数十万株稻穗里一根一根地排查，有人甚至在海南的烈日下直接晕倒。

直到助手李必湖在野外发现了那株关键的“野败”，这场漫长的人海战术才宣告胜利。

后来，杂交水稻推广初期，种子的纯度又成了问题。

袁隆平的解决方案依旧简单到不可思议：用最普通的隔离网，把不同品种的稻田隔开繁育。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物理手段，硬是把种子纯度提到了98%。

这种“笨拙的智慧”，就是将宏大目标拆解为无数个可执行的、不依赖高精尖设备的朴素动作，然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人力发挥到极限。

他们的成就，远不止于某一个产品或某一次成功。

他们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从一个攻坚者，变成了一个播种者，构建起了一个个能够自我迭代和发展的“生态体系”。

钱学森不仅造出了导弹，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航天队伍。

他亲自编写《飞弹概论》等教材，站上讲台，为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授课。

后来成为中国航天中坚力量的孙家栋等人，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学生。

他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院，更是一个完整的人才梯队和一套科学的系统工程方法论。

所以有人说，没有他，中国的航天事业可能要晚20年。

于敏的贡献同样如此，他推导出的氢弹理论，不仅让中国在短短2年8个月内就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创造了世界纪录，其独创的“于敏构型”，更是完美契合了当时中国的资源状况。

这套理论，在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持续支撑着中国核武库的维护与升级，使其服役时间延长了2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且可持续的技术闭环。

袁隆平的故事更是清晰地展现了这种“体系构建”的思路。

从最初的“三系法”，到1995年成功的“两系法”，育种周期缩短两个月，成本降低30%。

再到1997年启动“超级稻”项目，运用分子标记选育等新技术，育种周期从12年缩短到6年。

产量也是节节攀升，从亩产破千公斤到双季稻亩产三千斤。

他打造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螺旋上升的现代育种体系。

当这些源于本土困境的解决方案足够强大时，它们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溢出国界，成为中国的“世界红利”。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如今在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中占比高达58%，每年增产的粮食能多养活7000万人。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这项技术已经被推广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

在非洲，它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

在马达加斯加，它的产量是当地品种的三倍，它的图案甚至被印上了国家的纪念币。

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是直接将其技术编成教材，向全球推广。

钱学森开创的航天事业，如今早已从单纯的国防重器，发展到空间站满负荷运行，神舟飞船常态化往返，甚至开启了载人登月的宏伟计划，在全球商业航天与科技合作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于敏的贡献所筑起的和平盾牌，则为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稳定发展期。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核技术也开始和平“出海”，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核电技术，在全球核能事务中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他们当初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种下的种子，如今都已长成参天大树，庇荫世界。

所以，回看那个问题：中国为何能快速崛起？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个“从0到1”的非凡方程式里。

钱学森、袁隆平、于敏，他们用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书写了这个答案。

它始于超越个人利益的家国情怀，依赖于在极限条件下化繁为简的“笨拙智慧”，最终升华为一个能够自我造血、并惠及世界的可持续体系。

这个方程式，不仅解决了吃饭、安全和科技自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民族注入了一种强大的自信。

在任何困境下，我们都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

这笔精神遗产，至今仍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