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6岁一等功臣进中南海，毛主席笑问：用我的姓为名可好？

“1951年10月4日早晨八点整——小同志，主席请你进去用早饭。”警卫员话音不高，却透着郑重。走廊里木地板轻微作响，16岁的安徽姑娘马三姐一时有点不好意思，捋了捋洗得发白的上衣，跟着脚步向里走。她不知道，在那张早已摆好热油条和茶汤的圆桌旁，毛主席已想好了一个特别的提议。

这一幕，与马三姐十四年来颠簸漂泊的日子对比，仿佛两幅画。1935年，她出生在无为县长江岸边的马家坝，一条破渔船便是全部家当。夜里睡觉，白天撒网，万顷江水成了她的操场，也成了生存的赌场。七岁把舵，十岁横渡，渔民的孩子没书念，但浪尖教会她一条规矩：活下去要凭本事。

抗战末期的1944年，日机轰炸、蒋军抓丁，动荡扑向这艘旧船。父亲被拉进国民党部队，母亲为换三袋大米，把九岁的她押给邻村渔霸当童养媳。穷人家的算盘打得响，地主婆的棍子也落得快，干不完的活，吃不饱的饭，孩子的哭声随浪声翻卷。五年过去，她的背更挺却也更瘦。

1949年春，形势突变。华东野战军二十万大军沿北岸集结，江防另一端是蒋介石最后的倔强。长江天险，再难也得过。船被征去，船工却缺口巨大。军队到来那天，无为百姓奔走相告：水上支前，救国救己。十四岁的马三姐扛着长篙报名，指挥员拦她，“小姑娘，前面可是炮火。”她笑了笑，这语气就像在江里挽起袖子：“会划船怕什么炮？”

4月20日夜，首批突击船离岸。枪口火舌映亮江面，半空炮弹像闷雷。她偷偷跃上船，只来得及将篙一撑，浪花已把船身推向江心。子弹击穿她右臂，麻木袭来，可船头若回头就没了方向。四十分钟后，这艘挤着五十多名战士的小木船在对岸搁滩，成为“渡江第一船”。天亮，长江防线露出血色口子；天黑，她又往返五趟，把落水的战士提上船板。伤口淌血，她却只顾数人头——少一个不行。

战后论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授予“一等渡江功臣”“支前模范”，公文写“马小姐”，空着名字。有人来拍照、做笔录，她只问能不能先回家帮母亲种地。消息传进北平，毛主席在批示里圈了她的事迹，留下一句：“请这个小同志来看看。”

第一次邀请是1949年国庆前夕。母亲不识字，听不懂“北平”与“北京”的差别，只认得女儿不能再丢，于是回信推辞。小英雄回到县里，参加水利工程队护堤，闲时给拍《渡江侦察记》的剧组教游泳，那些大男演员被江水呛得直翻白眼，她站在岸边笑：“水不认你，你就得先认水。”

两年后，第二张请柬递到安徽省政府，再推就显得生分。省里组团赴北京观礼，她坐在最角落，长椅有点高，脚尖点不到地面。10月3日晚，她被引到怀仁堂看戏，毛主席与周总理分坐两侧，中间空位留给她。散场后，主席连声嘱托：“明天早饭一块吃。”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顿家常早饭。毛主席先打量她衣服上的补丁，转头吩咐工作人员“去西单给孩子做两身新衣，用我的私房钱。”菜上齐后，主席夹了一筷子酱肘子放她碗里，问得很随意：“准备继续上学吗？”女孩摇头：“还是想在家乡当船工，修堤坝。”这回答让主席沉吟，然后笑意浮上来：“既然你姓马，我姓毛，那就叫马毛姐，如何？”两个音节，简单却把渡江的火线与今朝的灯火串在一起。

饭后，主席送她钢笔、笔记本，封面题字只八个字：“谦虚谨慎，再立新功”。临别叮咛：“功劳簿只有第一页，后面还空着。”她捧着礼物，胳膊旧伤隐隐发胀，却比江风更暖。

回到无为，她认真给自己注册新名字，领着水利队抢修堤坝，后来担任县水运站副站长。有人纳闷，她为何不留在北京？她笑道：“江水把我养大，我得回去守着它。”1970年代，她又组织渔民排险，几十条船守住险段，行家看完也挑大拇指。

时间来到2021年6月，颁授“七一勋章”的名单里出现“马毛姐”三个字。金色勋章挂上胸口，她已八十六岁，背略佝偻，眼神仍亮。面对媒体镜头，这位老人说得平淡：“那年主席说，骄傲使人退步，我不敢忘。”

从渔船到中南海，从马三姐到马毛姐，不到两页日历，跨度却是乱世与新生的对照。常有人感叹她的勇敢，其实更耐人寻味的是选择：有机会留京，她却回乡；名声在外，她却埋头修堤。正因为如此，当长江再起洪峰，人们总习惯去堤坝上找那个瘦小的背影——那是把名字写在江风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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