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我被分配到农场，跟一个离婚女人一起看仓库，睡在土坯房里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风里已经有了刀子味。

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天三夜，把我从黄浦江边甩到了这片望不到头的黑土地上。

我叫林卫东，十九岁，从上海来的。

一下车，脚踩在黏糊糊的泥里，差点把我的新“回力”鞋给活吞了。

农场接我们的人，一个姓王的干事，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林卫东？”

我赶紧点头哈腰，“王干事好。”

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回应。

名单在他粗糙的手里哗啦啦响，最后指着我说：“你，去七号仓。”

我心里咯噔一下，农场仓库？那不是最没出息的活儿吗？我可是高中毕业生，怎么着也得去农场子弟校当个老师，或者进宣传科写写画画吧？

“王干事，您看是不是搞错了？我是高中学历，还会拉手风琴……”

他终于抬眼看我了，眼神像看一个傻子。

“高中生？这儿遍地都是。会拉手风琴？能让高粱多长一截？”

周围一起来的知青们发出一阵压抑的哄笑。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开水烫了。

“去七号仓看仓库，跟你搭班的叫陈漱。”王干事把一张皱巴巴的条子塞我手里，“自己找过去，那边偏，离大院远。”

说完，他就领着其他人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像根电线杆子似的戳在原地。

风刮过来，带着一股牲口粪便和烂泥混合的味儿，我差点吐出来。

这就是我的新生活？

我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恨不得把手里的行李往地上一摔，扭头就走。

可我能走到哪儿去？

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我按照条子上的简易地图，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七号仓挪。

越走越偏，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最后，在几排白杨树后面，我看到了两间孤零零的土坯房，旁边就是那个巨大的七号仓库。

土坯房的墙皮都掉渣了，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烟囱里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烟。

我的心彻底沉到了底。

我这辈子，连外婆家的弄堂老房子都没这么破过。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淡淡的草药味扑面而来。

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坐在小马扎上，往一个烧得乌黑的药罐里扇风。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罩衫，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绳子利落地挽在脑后。

“你是林卫东？”

她没回头，声音清清冷冷的，像这屋里的空气。

“……是。”我有点局促。

她站起身，转了过来。

我愣住了。

她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人很瘦，脸色有点苍白，但眉眼却生得极清秀，尤其那双眼睛，黑白分明，静得像两口深井。

这就是陈漱？那个“离婚女人”？

来之前，火车上就有人跟我“科普”过，说七号仓有个女人，成分不好，还是个离了婚的，让我离她远点。

在那个年代，“离婚”两个字，跟“破鞋”没什么区别，是戳在脊梁骨上的烙印。

可眼前这个人，怎么看都跟那两个字不沾边。

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干净和疏离。

“住那间。”她指了指里屋，一扇破布帘子挂着。

“仓库的钥匙两把，一人一把。账本在这儿，明早八点，我教你盘点。”

她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不容置疑。

我掀开帘子，我的“新家”一览无余。

一张土炕，炕上铺着稻草，墙角一个破木箱，没了。

墙壁上，还能看到蚯蚓爬过的痕迹。

我把行李往炕上一扔，一屁股坐下，感觉整个人都散架了。

从上海的“上只角”，到这个连耗子都嫌弃的土坯房，这落差，比跳黄浦江还刺激。

“吃饭了。”

外面传来陈漱的声音。

我蔫了吧唧地走出去，桌上摆着两碗黑乎乎的高粱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土豆丝里几乎看不到油星。

她已经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头也不抬。

我也没客气，饿了一天，端起碗就扒拉。

饭真难吃，拉嗓子。

“你是上海来的？”她忽然问。

“嗯。”我含糊地应着。

“吃不惯吧？”

“还行。”我嘴硬。

她没再说话，屋里只剩下我们俩咀嚼食物的声音。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该干嘛。

“烧点热水，自己擦擦。”她指了指墙角的水桶和炉子。

我笨手笨脚地往炉子里添柴，被烟呛得眼泪直流。

她看不下去了，走过来，三两下就把火生旺了。

“看清楚，风口要对着这边。”她的语气还是淡淡的，没什么情绪。

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身上盖着自己带来的薄被子，冻得直哆嗦。

隔壁就是陈漱的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像没有人。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

这就是我的开始吗？跟一个名声不好的离婚女人，守着一个破仓库，睡在土坯房里。

我简直活该。

谁让我当初不听我爸的，非要闹着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

现在可好，作为没有，只剩下土坯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吵醒。

是陈漱在扫院子。

我爬起来，感觉浑身骨头都像是被拆了重装的，又酸又痛。

“醒了就起来，八点盘点。”她的声音从院子里飘进来。

我磨磨蹭蹭地穿好衣服，用刺骨的凉水胡乱抹了把脸，感觉自己像条冰棍。

仓库巨大，像一头趴在地上的怪兽。

陈漱拿着一大串钥匙，打开了沉重的铁门，一股陈年的麻袋和种子的味道涌了出来。

“这是A区，放的是大豆和玉米种子。这是B区，放的是各种农具。C区是化肥……”

她一边走一边介绍，条理清晰得像个老教授。

“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核对账本和实物，防火，防盗，防潮，防鼠。”

她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账本，“你负责A区，我负责B区和C区。每天下班前，我们俩再交叉核对一遍。”

我翻开账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正楷字，看得我头晕。

字迹清秀有力，一看就是她的。

“看懂了吗？”

“……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是要完全懂。”她看着我，“一颗种子都不能错。这关系到整个农场明年的收成。”

我被她严肃的眼神看得有点发毛，只能点头。

一上午，我就在A区跟麻袋和数字作斗ě争。

数来数去，总是跟账本对不上。

不是多了两袋，就是少了一袋。

我急得满头大汗，衬衫都湿透了。

陈漱在那边不声不响，用一个我没见过的算盘，拨得噼啪作响，速度飞快。

中午，我垂头丧气地告诉她，账对不上。

“差多少？”

“大豆种子……好像多了两袋。”

她没说话，径直走到我负责的区域，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

她用手挨个拍了拍麻袋，又蹲下来看了看地面上的痕迹。

最后，她指着角落里两袋颜色稍浅的麻袋说：“这两袋是昨天下午刚入库的，还没来得及登记。是我疏忽了。”

我愣住了。

我以为她会骂我笨，或者嘲笑我这个“高中生”连数都数不清。

但她没有，她只是平静地承认是自己的问题。

“记住了，以后盘点，先看入库和出库记录。”她说完，就在账本上补了两笔。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接下来的日子，就在这种枯燥的盘点和核对中一天天过去。

我跟陈漱的话依然不多。

她好像一棵沉默的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事，或者看书。

她的书不多，就几本，封皮都磨破了，有《红楼梦》，有《鲁迅全集》，还有一本俄语词典。

我挺惊讶，她竟然还懂俄语。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对着那本词典，在一个小本子上默默地写着什么。

我渐渐发现，她是个极度自律和有条理的人。

屋子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虽然简陋，但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她做的饭菜，虽然简单，但总会想办法换点花样，有时候是野菜团子，有时候是玉米面饼子。

她好像什么都会。

仓库的窗户破了，她能自己找木条钉上。我的衣服破了，她会一声不响地拿过去，第二天就补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炕头。

我开始有点依赖她，虽然嘴上不说。

农场的人很少到我们这边来。

偶尔有拉货的卡车司机，或者来领种子的生产队长。

他们看到陈漱，眼神都怪怪的，透着一种轻蔑和好奇。

有一次，二分队的队长“老油条”来领化肥，趁着陈漱去里屋拿账本的工夫，他凑到我跟前，挤眉弄眼地问：“哎，小林，跟她一个屋檐下，不好受吧？”

我皱了皱眉：“什么意思？”

“一个离婚的女人，晦气！”他压低声音，“听说当年是作风问题，被男人从家里赶出来的。啧啧，看着挺正经，谁知道呢？”

我心里一阵无名火。

“张队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冷冷地回了一句。

老油条愣了一下，没想到我这个新来的毛头小子敢顶他。

“嘿，你这小子……”

正好陈漱拿着账本出来了，他悻悻地闭了嘴，眼神却还在陈漱身上不怀好意地打转。

陈漱像是没看见，公事公办地让他签字，核对数量。

老油条签完字，临走时，又怪腔怪调地说了句：“陈大美人，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个仓库，晚上不寂寞吗？”

我气得拳头都攥紧了，刚想骂人。

陈漱却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开口了。

“张队长，你家里的婆娘，知道你在外面这么惦记别的女人吗？”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冰锥子。

老油条的脸瞬间从猪肝色变成了酱紫色，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目瞪口呆。

她转过头，看到我震惊的样子，嘴角似乎微微牵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跟这种人，不用讲道理。”

她说完，就转身继续整理账本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第一次对她产生了“佩服”这种情绪。

她不是不会反击，只是不屑于在烂泥里打滚。

但如果有人把烂泥泼到她身上，她的反击，又准又狠。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失眠了。

我想起老油条那副嘴脸，想起火车上那些人的闲言碎语。

一个女人，带着这样的名声，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要承受多少恶意的揣测和指指点点？

她那身冷冰冰的铠甲，大概就是这么一层一层穿起来的。

秋天很快过去，冬天来了。

东北的冬天，是能要人命的。

寒风像狼嚎一样，刮得窗户纸哗哗作响，感觉随时都能把这破房子给掀了。

我把从上海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穿在了身上，还是冻得像个孙子。

一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

烧得我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躺在一块冰上，又像被扔进了火炉。

我蜷缩在被子里，牙齿不停地打颤。

朦胧中，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额头。

那只手，带着一丝凉意，很舒服。

我努力睁开眼，看到陈漱站在我炕边，眉头紧锁。

“烧成这样了。”她喃喃自语。

然后，她转身出去了。

我以为她不管我了，心里一阵绝望。在这鬼地方病死了，估计都没人知道。

没过多久，她又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

一股辛辣的姜味钻进我的鼻子。

“起来，把这个喝了。”

她把我扶起来，一勺一勺地喂我喝姜糖水。

那碗又烫又辣的姜糖水喝下去，我感觉一股热流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浑身都冒出了汗。

“谢谢……”我声音嘶哑。

她没说话，只是拿了条湿毛巾，敷在我滚烫的额头上。

那一夜，她几乎没怎么睡。

一会儿给我换毛巾，一会儿又给我掖被子。

我烧得迷迷糊糊，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存在。

那种感觉很奇怪，很安心。

就像小时候生病，我妈守在我床边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的烧退了。

虽然浑身无力，但人清醒了。

我看到陈漱趴在桌上睡着了，身上只披了一件衣服。药罐还在炉子上温着，散发着苦涩的味道。

阳光从窗户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她苍白的脸上投下了一小片光晕。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符号”，一个“离婚的女人”，一个冷漠的搭档。

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她，这个我一直敬而远之的女人，在照顾我。

我真是个混蛋。

眼瞎心盲的混蛋。

我轻轻地爬起来，拿起自己的棉大衣，想给她披上。

刚一动，她就醒了。

“醒了？”她揉了揉眼睛，声音有点沙哑，“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你，陈姐。”

我第一次这么叫她。

她愣了一下，随即不自然地别过头，“谢什么。一个屋的，总不能看着你烧死。”

嘴上这么说，她的耳朵却有点红。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身冰冷的铠甲裂开了一条缝。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气氛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处处设防、满腹牢骚的上海小开。

我开始主动跟她说话，问她仓库里的事，问她看的书。

她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知道了她也是城里人，来自哈尔滨。她读过师范，原本也是个老师。

我问她为什么会俄语。

她说：“以前学校要求学的，后来就自己没丢下。”

我问她为什么来农场。

她沉默了很久，才淡淡地说：“犯了错，就来了。”

她没有说是什么错，我也没有再问。

有些伤疤，不该由外人来揭。

我开始抢着干活，劈柴，挑水，打扫卫生。

虽然还是笨手笨脚，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上手，而是会耐心地教我。

“劈柴要顺着纹路，这样省力。”

“挑水要换着肩膀，不然以后会一边高一边低。”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清冷，但里面多了点温度。

我们的伙食也变好了。

我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跟下乡的知青换了点细粮和肉票。

那天，我笨拙地想做一顿红烧肉。

结果，糖放多了，肉炒糊了，搞得一屋子烟。

她被呛了出来，看着我灰头土脸的样子，竟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她笑得像朵花，一瞬间，整个屋子都亮了。

我看着她，都看呆了。

她赶紧收住笑，又恢复了那副淡淡的表情，但眼里的笑意藏不住。

“我来吧。”

那天晚上，我们吃到了久违的红烧肉。

她手艺真好，肉烧得软糯香甜，肥而不腻。

我吃了三大碗饭。

她看着我的吃相，嘴角一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我跟她讲上海的南京路，讲国际饭店的蝴蝶酥，讲我小时候在弄堂里打弹珠。

她安静地听着，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向往。

她说：“我小时候，也想去上海看看。”

“以后会有机会的。”我说。

她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里，有种我看不懂的沧桑。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就到了年关。

农场里开始热闹起来，杀猪宰羊，准备过年。

我和陈漱的仓库，却比平时更冷清了。

除夕那天，我俩包了饺子。

白菜猪肉馅的。

我不会擀皮，擀出来的皮奇形怪状，厚的厚，薄的薄。

陈漱也不嫌弃，照样包得整整齐齐，像一排排元宝。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屋里炉火烧得旺旺的。

我们俩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点农场自酿的苞谷酒。

她的脸喝得红扑扑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小林，想家吗？”她突然问。

“想。”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怎么可能不想。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不在家过年。

“我妈肯定又做了我最爱吃的八宝饭。”我吸了吸鼻子。

“我爸……估计又在一个人喝闷酒了。”

她静静地听着，给我又满上一杯。

“都会过去的。”她说。

“陈姐，你呢？你不想家吗？”我鼓起勇气问。

她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

“我没有家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地上，瞬间就化了。

我心里一痛，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

“对不起，我……”

“没事。”她摇摇头，仰头把杯里的酒喝干了，“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跟我说起了她的事。

她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一个很有才华的工程师。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后来，运动来了。

她丈夫因为写过几篇“有问题”的技术文章，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为了不连累她和女儿，他选择了跟她离婚。

“他是个好人，他只是想保护我们。”她看着跳动的烛火，眼睛里闪着泪光，“可我不懂，我当时恨他，恨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抛弃我。”

“离婚后，我就被从学校里‘清理’了出来，下放到了这个农场。”

“我女儿……跟着她奶奶。我好几年没见她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痛苦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能默默地给她倒酒。

“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她忽然擦了擦眼睛，恢复了那种疏离的表情，“大过年的，晦气。”

“不晦气！”我急了，“陈姐，你是个好人。”

她看着我，愣住了。

“真的，”我认真地说，“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坚强的人。”

她的眼圈又红了，但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快吃饺子吧，要凉了。”她岔开了话题。

那一晚，大雪封门，世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我和她，两个被时代抛到天涯海角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彼此的温度。

我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我要保护她。

虽然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我就想这么做。

年过完了，春天还没来，麻烦先来了。

农场新来了一个管后勤的副场长，姓马，叫马胜利。

人长得肥头大耳，走路都带喘，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算计。

他上任没多久，就盯上了我们七号仓。

那天，他带着两个人，开着拖拉机来了。

“小陈啊，最近场里要搞技术革新，需要一批进口轴承。我记得你这儿有吧？”马场长笑得像个弥勒佛。

陈漱拿出账本：“马场长，仓库里是有一批，但那是上级调拨给秋收设备专用的，不能挪用。”

马场长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什么叫挪用？我这是为了农场的生产！陈漱同志，你这个思想觉悟很有问题啊！”

“这是规定。”陈漱不卑不亢。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马场长一拍桌子，“今天这个轴承，我必须拿走！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站在一边，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知道这姓马的没安好心。所谓的“技术革新”是假，想把这批金贵的进口轴承倒腾出去卖钱是真。

“马场长，没有上级的手续，这个门我不能开。”陈漱寸步不让。

“反了你了！”马场长气得直哆嗦，“陈漱，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一个犯了错误下放的人，还敢跟我讲条件？信不信我让你连仓库都看不了，去猪场喂猪！”

这话太伤人了。

我看到陈漱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我再也忍不住了。

“马场长！”我往前一步，挡在陈漱面前，“仓库管理有制度，我们只是按制度办事。你要拿东西，就请拿场部开的正式调拨单来。”

马场长没想到我会出头，愣了一下，然后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上海来的毛头小子，也敢教训我？”

“我不是教训你，我是在遵守规定。”我挺直了腰杆。

“好，好，你们俩给我等着！”马-场长气急败坏，带着人走了。

他走后，屋里一片死寂。

“陈姐，你没事吧？”我担心地问。

她摇摇头，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马场长那句话，又把她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给撕开了。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她低声说。

“说什么呢！”我急了，“我们没做错！是他不讲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小林，你斗不过他的。”

“斗不过也要斗！”我梗着脖子说，“大不了，我也去喂猪！总比当缩头乌龟强！”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担忧，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长大了。”她说。

从那天起，马场长就跟我们耗上了。

他三天两头来找茬。

今天说我们仓库卫生不达标，明天说我们防火措施不到位。

我和陈漱每天都把仓库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贴在墙上，让他挑不出一点毛病。

他越是找茬，我们俩的心反而越近了。

我们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有一次，他趁着陈漱不在，又来找我。

这次他换了一副嘴脸，笑嘻嘻地递给我一包“大前门”。

“小林啊，别那么死脑筋。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何必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我呢？这样吧，你帮我个忙，把那批轴承弄出来，我保你回城。”

回城。

这两个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了。

我做梦都想回去。

想念我妈做的饭，想念上海湿润的空气，想念我那些朋友。

我看着马场长那张肥腻的脸，心里天人交战。

如果我答应他，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可是……陈姐怎么办？

我脑海里浮现出她清瘦的背影，她在我生病时紧锁的眉头，她被马场长羞辱时惨白的脸。

如果我出卖了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把那包烟推了回去。

“马场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事，我做不了。”

马场长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敬酒不吃吃罚酒！林卫东，你别后悔！”

他摔门而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陈漱。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小林，你是个好孩子。”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是你不该为了我，耽误自己的前程。”

“这不是为了你，”我说，“这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那么做了，我就成了我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她没再说话，只是转过身，肩膀微微地颤抖。

我知道，她哭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她流泪。

一次为她破碎的家，一次为我这个傻小子。

暴风雨终究还是来了。

一个星期后，场部的保卫科来人了，说接到举报，我们七号仓监守自盗，丢失了一批重要物资。

领头的人，正是马场长。

他拿着一张清单，耀武扬威地说：“林卫东，陈漱，有人举报你们倒卖仓库物资。现在，我们要进行清点！”

我和陈漱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

这是栽赃陷害。

清点的结果，毫无意外。

账面上少了两箱进口轴承。

马场长得意地看着我们：“人赃并获！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不可能！”我大声说，“我们每天都盘点，账目是平的！”

“账目？账目是可以改的嘛！”马场长冷笑，“来人，把他们俩给我带到保卫科！”

两个保卫科的人上来就要抓我们。

“等等！”陈漱突然开口了，她异常镇定，“马场长，你说我们监守自盗，证据呢？就凭这个对不上的账本？”

“这还不够吗？”

“不够。”陈漱摇摇头，“仓库的每一笔出入库，除了我们签字，还需要领货人签字。你说少了东西，那请问，是哪一天的记录出了问题？”

马场长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她会这么问。

他支吾道：“我……我怎么知道是哪一天？反正就是少了！”

“你不知道，我知道。”陈漱走到办公桌前，拿出另外一个本子。

那是一个比账本更破旧的本子。

“这是我的工作日志。”她说，“从我到这个仓库的第一天起，每天的天气，温度，湿度，以及所有进出库的特殊情况，我都有记录。”

我惊呆了，我从来不知道她还有这么一个本子。

她翻开本子，翻到其中一页。

“马场长，你上任的第二天，三月十二号，晴。你曾经以‘检查工作’为名，单独进入过C区十五分钟。对吗？”

马场长的脸色变了。

“我……我是去检查防火安全！”

“是吗？”陈漱淡淡地说，“可我的日志上写着，那天你出来的时候，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还掉了一个油纸包。我捡起来看了，是用来包轴承的专用油纸。”

马场长的汗下来了。

“你……你胡说！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胡说，可以去查。”陈漱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析着他，“而且，你大概不知道，这批进口轴承，每一个上面都有独立的钢印编号。而所有的编号，我都抄录了下来，并且上报给了总场的设备科备案。”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拍在桌上。

“只要把你‘革新’用的那批轴承拿来，跟我的备份一对，就知道是不是仓库里丢失的那两箱了。”

马场长的腿开始发软，他指着陈漱，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所有人都看明白了。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而陈漱，用她十年如一日的细致和严谨，织了一张更大的网，把这个局给破了。

我看着她，心里除了敬佩，还有一种深深的震撼。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内心竟然藏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智慧。

她不是一棵逆来顺受的草，她是一棵扎根在岩石里的松树。

结局毫无悬念。

马场长被带走了。

后来听说，他不但被撤了职，还因为贪污倒卖，被送去劳改了。

我和陈漱，不仅洗清了冤屈，还成了农场的“英雄”。

场长亲自来七号仓慰问我们，当众表扬了我们坚持原则、爱护国家财产的精神。

他还许诺，要给我们换个好点的岗位。

我以为，我们会离开这个破仓库，离开这个土坯房。

但陈漱拒绝了。

她说：“场长，我们就在这儿挺好。习惯了。”

我有点不解，但也没多问。

我明白，对她来说，这个偏僻的七号仓，虽然冷清，但也是一个能让她躲避风雨的壳。

事情过去后，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农场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变了。

尤其是看陈漱的眼神，从以前的轻蔑和好奇，变成了敬畏。

再也没有人敢在她背后嚼舌根。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一心只想回城的毛头小子。

我开始觉得，这片黑土地，这个小仓库，这个土坯房，也挺好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值得我尊敬和守护的人。

夏天来了，仓库外的草地上开满了野花。

陈漱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她会偶尔哼起一些我没听过的歌，是俄语的。

旋律很优美，有点忧伤。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看书，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我的名字。

“林卫东！有你的信！上海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

是家信。

我颤抖着手拆开信，是我妈写的。

信里说，政策有变，我爸的老领导官复原职了，可以帮我办回城的手续。

让我准备一下，最快秋天就能走。

回城。

我日思夜想的两个字，就这么突如其来地摆在了我面前。

我拿着信，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回去？

那我走了，陈姐怎么办？

她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仓库，怎么过？

我拿着信，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落山。

陈漱从屋里走出来。

“吃饭了。发什么呆呢？”

我把信递给她。

她看完，沉默了。

“是好事。”过了很久，她才说，“你应该回去。你的未来在上海，不在这里。”

“那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脱口而出。

她愣住了，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她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涩，“我还能怎么办，就这么过呗。都习惯了。”

“不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把抓住她的手腕，“陈姐，你跟我一起走！”

她的手很凉，在我手心里微微颤抖。

她猛地把手抽了回去，别过脸。

“别说傻话了。我这个样子，回城能干什么？只会拖累你。”

“不是拖累！”我急得满脸通红，“我可以照顾你！我……”

我“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下文。

我能给她什么承诺呢？我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小林，”她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们不合适。”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东西了。年龄，经历……还有，我的过去。”

“我不想成为你的包袱。”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吃饭。

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接下来的几天，她开始刻意地疏远我。

她不再跟我一起吃饭，不再跟我聊天，又变回了我们刚认识时那个冷冰冰的陈漱。

我知道，她是在逼我做决定。

她想让我毫无牵挂地离开。

可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难受，越是放不下。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人也瘦了一圈。

我到底该怎么办？

是选择光明的未来，还是选择留下来，守着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一个星期后，我做了决定。

我写了两封信。

一封给我爸妈，告诉他们，我暂时不回去了。农场需要我，这里有我的责任。

另一封，我塞进了陈漱的门缝里。

信上只有一句话。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现在，想和你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听着隔壁的动静。

一夜无声。

我以为，她还是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门，看到院子里的小桌上，摆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每个碗里，都卧着一个金黄色的荷包蛋。

陈漱坐在桌边，看到我，有点不自然地别过头。

“……快吃吧，一会儿要坨了。”

我看着她微红的侧脸，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走过去，坐在她对面，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面条真香，荷包蛋真好吃。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也没有海誓山盟。

我们的感情，就像这片黑土地，沉默，厚重，却充满了生命力。

秋天的时候，我没有回上海。

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起糊了新的窗户纸，把土炕也重新盘了一遍。

第二个春天来的时候，我在院子旁边，开了一小块地，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

陈漱看着我笨拙地翻地，笑着说我像只拱土的猪。

我也笑了。

后来，农场改革，仓库要承包给个人。

我和陈漱一起，把七号仓承包了下来。

我们不再只是看仓库的，我们成了仓库的主人。

再后来，政策越来越好。

陈漱的前夫，那个工程师，得到了平反。他辗转联系到了陈漱，想跟她复婚。

他还说，他们的女儿，这些年一直很想她。

陈漱接到信的那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

我没有去打扰她。

我知道，这是她必须自己做的选择。

傍晚，她出来了，眼睛红红的。

她把那封信，放进了炉子里，烧了。

“小林，”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的家，在这里。”

一九八五年，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

我们只是去公社领了一张证，然后买了一斤肉，两斤糖，就算庆祝了。

那一年，我二十九岁，她四十一岁。

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我的父母。

他们觉得我疯了，放着好好的上海姑娘不要，娶一个比我大那么多的“二婚”女人。

我没有过多解释。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他们不懂，在我最落魄，最迷茫的时候，是这个女人，给了我一碗姜汤的温暖，给了我一个荷包蛋的承诺。

她是我在冰冷世界里，唯一的光。

这束光，我用尽一生，也要守护。

婚后，我们收养了一个女儿，就是当年被马场长陷害时，那个偷偷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保卫科大哥的遗孤。

我们给她取名叫“念”，林念。

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个七号仓，这个土坯房里，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仓库的生意，在我们的经营下，越来越好。

土坯房也翻新成了砖瓦房。

我的手风琴，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夏天的晚上，我会在院子里拉琴，陈漱和念，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听。

琴声悠扬，晚风清凉，头顶是漫天的星光。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我常常在想，如果七五年的那个秋天，我没有被分到七号仓，如果我没有遇见陈漱，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顺利回城，娶一个门当户对的上海姑娘，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或许很好。

但肯定，没有现在这样，来得深刻，来得滚烫。

是这片黑土地，是那个土坯房，是那个叫陈漱的女人，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有些安排，看似是命运的玩笑，其实是命运最好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