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1927年九江事件（一）

翻译：陈博 钱星文 编撰：冯晓晖

本系列发布九江文史类研究文章。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及联系方式见自动回复。本篇较长，约两万字，计划分为多篇连续推送，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编者按】

本篇史料的发现纯属偶然，但最终决定将其翻译解读，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笔者最初发现该文时，受限于英文水平，且不信任机翻的可靠性——严谨的研究绝不可依赖自动翻译的结果——因此迟迟未能对文章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读。直到本文第一作者加入，翻译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才得到的有效保障。然而，鉴于文章部分观点及评论涉及较强政治敏感性，笔者亦曾多次权衡。最终，基于该文罕见的史料价值及其为九江近代史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决定对其进行翻译并公开发表。

【序】

1927年，时局风云变幻，政治格局剧烈动荡。无论是中外矛盾，还是国内纷争，都在浔城内外、牯岭上下交织纠缠，局势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对于这座城市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力来看，1927年堪称空前而绝后，光彩耀眼。

当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是1月6日九江民众占领英租界，并由此引发3月15日民国政府正式收回九江英租界事件。1月6日的事件，在世界近代史上被称为 The KiuKiang Incident of 1927（1927年九江事件，以下简称“九江事件”）。在官方史学界，历来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油画］ 笔者摄于摄于九江租界旧址博物馆，2021年12月

九江事件发生当时即引发广泛报道，相关史料亦较为丰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江西省及九江市相继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集，学界亦有大量论文发表，对该事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然而，现有出版物与研究论文大多依据当时国内中文报刊、民国政府外交文件及当事国人的回忆性文字，研究视角单一，尤其是未能纳入英国政府及民间档案资料，亦较少涉及非英籍外国官员、侨民的观察与评述，以及各国政府对此事件的态度与反应。

诚然，事件另一方当事人及相关观察方的记录与评论，难免带有立场偏见，甚至可能呈现截然相反的评价，但作为历史事件多维复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国内相关研究受制于单一视角，致使九江事件的全貌迄今尚难全面还原。

在搜索九江近代文史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本文第二作者）发现了这篇文章，作者为英国石油公司驻九江办事处职员，曾亲历1927年九江事件，并在事后撰写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回忆录，记录了其所见所闻及对事件的观察与看法。诚然，一位在九江工作并受到九江事件冲击的英国人，其记述自然亦难以脱离殖民主义视角。然而，该文对当时九江城市景象的生动描绘及对事件诸多细节的详实记录，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内容有较为可靠的真实性，是研究九江事件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基于此，二位作者决定将其译为中文发表，以填补国内相关研究中的部分空白。

由于原文篇幅较长，且部分内容涉及到不宜公开发表的言论，故编者仅对其中主要涉及九江事件经过及当事人观察与评论部分进行翻译，不附原文。如有读者希望查阅原文，请在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890813 下载。

【史料来源说明】

篇名：《The Kiukiang Incident of 1927》（1927年九江事变）

来源：JSTOR 数据库，刊载于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

卷期页码：第29卷（1989年），第61–76页（共16页）

出版机构：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

作者：Paul Hector Munro-Faure，中文名：保罗·埃克托·蒙罗-福尔，（国内亦有译作“芒罗·福勒”），1894年9月1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

【出版物说明】

关于 RASHK：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简称 RASHK）隶属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旨在促进公众对亚洲各国，尤其是香港地区历史、文化的认知与研究。该学会最初于1847年在上海成立，曾一度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后于1859年解散。1959年，学会在香港恢复活动，研究方向逐渐转向香港历史及中国近代史。

关于JSTOR：19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曾出版《皇家亚洲学会议事录》，共六卷。香港分会恢复活动后，继续出版《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JSTOR），内容涉及香港及中国近代史相关研究成果。该刊物现收录于 JSTOR 数据库，由香港大学负责数字化发布。截止2024年，已出版64卷。本文所据史料刊印于1989年出版的第29卷。

蒙罗-福尔的回忆录共分为十一章。《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第29卷（1989年）刊登了第一篇，在随后第30卷至第32卷中，连续刊载了其后的部分章节。

据编者所知，这部回忆录原件存放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为打字机手稿，未见总篇名。目前，这份手稿是否已被全部整理、发布，尚不确定。本文译者陈博在上次旅英途中因故未能造访该博物馆，本文的校对者钱星文计划再去该馆查找原件。

【正文】

THE KIUKIANG INCIDENT OF 1927

1927年九江事件

P. H. MUNRO-FAURE

说明：以下人物简介，为《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此文编者为作者蒙罗-福尔所作。

【JSTOR编者注】

保罗·赫克托·蒙罗-福尔于1894年出生，父母是瑞士和苏格兰人。1912年于英国完成学业后加入英国陆军补充预备役。一战爆发时志愿参军，任职于舍伍德森林者步兵团*。1916年，他在索姆河战役中受伤，愈后调任国王非洲步枪团*，参与德属东非（今坦噶尼喀）作战。战争结束时晋升为上尉，因战地杰出服务获通令嘉奖，并得到了英国陆军大臣*的书面嘉奖。

保罗·赫克托·蒙罗-福尔 图源：www.specialforcesroh.com

战后，他加入了亚细亚石油公司，二战爆发前长期驻华，历任各地办事处经理。1937年，他在上海成立中国难民安全中心，为此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襟绶景星勋章*。1938年，他与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合作，因在救助流离失所民众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该委员会主席*的表彰。同年同年因组织平民撤离险境获得了英国海军大臣的表彰。

二战爆发时，他被任命为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的少校（旋晋中校）。最初在缅甸眉苗的丛林战学校任职，负责训练中国敌后游击队（关于该学校，详见迈克尔·卡尔弗特所著《希望之囚》，伦敦1951年版，第11页提及蒙罗-福尔中校）。随后，他又在杭州-南京前线附近建立同类学校，因此于1943年获颁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此后，他复调任缅甸东北边境前线，试图确保当地土邦王公对英支持，以抵御日本和中国试图取代英国主导地位的企图。蒙罗-福尔的工作得到了他上级指挥官的表彰。

1944年，他被召回英国。战后，他被派往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担任石油专员。他于1949年退休，1956年去世。

蒙罗-福尔中校在1944-1945年期间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共11章，涵盖了他在1927年九江事件中的经历，及1937年至1944年期间的经历，并阐述了他对在华外国人在中国应有角色的观点。该文本现存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由于这本回忆录对九江事件（作者亲历其中）、战争初期的中国局势，以及缅甸边境地区初现问题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记录，本刊计划在本期及后续数期中连载刊出。

【译注与解读】

* 舍伍德森林者步兵团：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团的第二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批志愿者组成的部队。

* 英国陆军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亦可译为战争大臣，是一战时期英国内阁成员，现在被称为“国防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 国王非洲步枪团 ：King's African Rifles (KAR) ，1902 年至 1960 年代在东非组建的英国军团，是英国东非殖民地贸易的安全部队。

* 景星勋章：是民国政府授予给对授予对国家政务有勋劳的公务员或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本国及外国人士的勋章，分一到九等，目前仍在颁发。

五等景星勋章 图源：维基百科

* 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38年重组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期间，该委员会在南京安全区内进行了人道主义救援。

* 委员会主席：即约翰·拉贝（德语：John Heinrich Detlef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德国商人，1911年至1938年间受雇于西门子中国公司。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将所见所闻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被后人誉为“南京好人”。

作为一位军事教官，蒙罗-福尔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在推动人道主义事务方面尤为值得铭记。1938年，他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该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了逾25万名中国平民免遭日军屠杀。

尽管蒙罗-福尔在南京大屠杀爆发前已离开南京，但他为安全区筹建所付出的努力，获得了中英两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时至今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仍有对这位外国友人的介绍与致敬。

图源：维基百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