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成都清晨,寒雾沿着浣花溪慢慢爬进省府大院,王陵基握着听筒,手心发凉。电话那头的俞济时只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等通知”,随即挂线。短短几秒,让这位四川省主席恍如跌进深井——他忽然明白,自己已被蒋介石抛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丢官印、弃黄金、扮商客,一路向宜宾逃窜,却还是在江安永利轮船上落了网。审讯室里,公安干警问:“你就是王陵基?”他嘴硬三秒,最终低头。自此,这位陆军上将的命运彻底拐了个弯,终点指向了北京功德林。
抓捕的戏剧性掩不住另一桩更早的轶事。时间退回到1915年,地点是上海法租界一家长三堂子。那天夜里,蒋介石带着几名朋友来听曲,却发现台上的当家花魁正对一个陌生军装小伙含情脉脉。蒋介石起身上前,话未出口,两记响亮耳光甩在脸上,满屋子人呆住。出手者正是来自四川的王陵基——彼时袁世凯尚在称帝边缘,王陵基任重庆镇守使,上海滩的通缉令却挂着蒋介石的名字。身份决定底气,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只能灰溜溜离场。多年后两人再度交集,尴尬往事成了双方心照不宣的缄默。
王陵基为何敢在二十多岁就跋扈到这种程度?家底厚是原因之一。乐山成园绸缎庄数代经营,富甲一方。1903年,他进四川武备学堂,两年后东渡日本,混过成城学校预备科——与蒋介石同在东京,却没硬贴“士官学校毕业”这张金字招牌,倒显得更实在。回川后,凭一口官话与一身交际手腕周旋各派军阀,先投袁系,再攀刘湘,逢场作戏,左右逢源。刘湘私下说他“能屈能伸”,川军子弟却背地称他“王灵官”,意思是脾气暴烈又迷信鬼神。
这股迷信一路延伸到他当省主席。1946年,王陵基返川就任,张半仙算出吉日,偏偏那天四川大学学生上街抗议物价。王陵基的解决方案是开枪镇压,几个回合下来,校园里横尸数十。事后他摆下关帝圣像,自语“天意”,旁人听了直冒寒气。
抗战期间,他的“反共优先论”更令蒋介石青睐。他常在军官会上拍桌:“打日本是借刀,打共产党才见真血!”1933年围剿洪湖苏区时,他自荐当先锋,结果被徐向前打得丢盔弃甲。败归南昌,他却因“态度坚决”获擢升第四战区副司令。表面看,蒋介石对当年一巴掌并未耿耿于怀;可重庆解放前夜,飞机没来接人,耳光的余震似乎终于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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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往北京途中,王陵基先在重庆白公馆与宋希濂、钟彬同囚。这位昔日“川中阔少”第一次亲自挤牙膏,挤出一尺长,惹得看守忍笑。改造生活从最琐碎的细节开始。到功德林后,新囚室里摆着硬木床,他和杜聿明铺位相邻。清晨剃须刀片冰凉,王陵基双手哆嗦,一不留神划破下巴,血珠直滚。杜聿明皱眉:“别动,我来。”一把旧式旋转刀片在前军长手里运得稳健,一会儿工夫便刮得干净。王陵基半是尴尬半是感激,写了首打油诗贴在墙头:“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房里看报的沈醉抬头笑骂:“你倒会卖乖!”
劳改进秦城农场后,一群军政要员分到葵花地。年轻些的邱行湘一箩筐一箩筐挑,王陵基体力孱弱,干不了重活,却掌握了独门技巧:双手各持一盘干葵花,像当年操川军大刀一样互撞,籽粒哗啦落进布袋。这套动作省力又快,工分直线上升。监区干部说他“找准了价值定位”,话里带点调侃,也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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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书写了数次,最令同伴印象深的是那句“宁愿挨一枪”。现实并未向他开枪。1964年底,王陵基获特赦离开秦城。那天下午,北京飘着小雪,他拿到释放证明,转身对工作人员说:“同庚的那位老先生已在台北,这回我先走一步。”声音平静,不见往昔恃宠而骄。
1967年春,肺病复发,王陵基病逝北京医院。骨灰寄放在八宝山一隅,很少人去凭吊。乐山老家成园绸缎庄早已停业,曾经的达官贵客只剩一桩上海耳光的故事流传街头巷尾。有人问老兵:“王陵基到底啥样?”回答常是,“精明又糊涂,硬气又怯懦。”这八个字,大概是对一个川军阀跌宕一生最贴切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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