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将是中国3倍

前言

提到梁建章，大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是携程网的缔造者，这位商界风云人物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另一重身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人口经济学教授。

早在2012年，他便牵头联合三十余位经济学家与人口研究专家共同签署公开建议书，呼吁全面终止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而到了2023年，他再次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若中国不即刻采取有力措施应对人口危机，到2064年，印度人口或将达到中国的三倍之多！

这一判断从何而来？人口趋势真的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扭转吗？

敲醒警钟

当集企业家、学者于一身的梁建章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预测时，社会大众或许尚未意识到其背后的深远含义。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人口问题研究者之一，他明确指出：如果不迅速实施有效的人口激励机制，短短四十年内，印度的人口总量将远超中国，形成三比一的巨大差距。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对中印两国出生率、年龄结构及长期发展趋势的严谨推演得出的结果。

这记沉重的警钟，正与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真实图景遥相呼应，人口萎缩的倒计时早已悄然启动。

回溯至2012年，梁建章已联合多位专业人士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但真正的历史转折直到2022年才显现——那一年，中国大陆总人口在达到14.1亿的历史高点后首次出现负增长，标志着人口拐点的到来。

这种下行态势并未缓解，进入2024年，全国总人口进一步下滑至14.0828亿，连续第三年呈现净减少状态。

数据显示，2024全年新出生婴儿仅为954万，同期死亡人数高达1093万，导致人口净减少139万，出生率跌至6.77‰，自然增长率则定格在-0.99‰的历史低位。

民间悲观预期持续蔓延，有分析认为2025年新生儿数量可能跌破700万关口，更有观点预测今年就将失守800万底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长期徘徊在1.0以下，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行列。

“世界工厂”根基动摇

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最先冲击的就是国家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制造”的辉煌成就背后，依托的是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如今，这一优势正面临系统性削弱。劳动力供给的持续萎缩，直接推动用工成本快速上升，严重侵蚀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传统竞争力。

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线：预计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目前超过8亿的规模缩减至7.5亿，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动，而是对整个经济生态系统的深刻重构。

对此，梁建章表达了更深层次的忧虑。他承认高素质人才的成长有助于产业升级，但他反复强调，即便是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足够基数的年轻人参与创新活动。

一个缺乏青春活力的社会，技术创新就如同断流的河流，难以维持长久生命力。

与劳动力短缺同步加剧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承压。老龄化浪潮已成不可逆之势，2024年的统计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1%，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而这仅仅是开端。梁建章预测，到2035年，该比例将跃升至30%以上，相当于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年长者。

这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压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首当其冲，承受着空前挑战。当前社保基金已显疲态，未来出现收支失衡几乎是必然结果。

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人口下降有助于缓解资源紧张，提升人均占有量。但梁建章明确回应：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和严峻得多。

这些沉重的社会负担最终会以各种形式转嫁到年轻一代身上。为维系养老金体系运转，延迟退休成为唯一可行路径。他曾做过一项令人心酸的测算：如今的“90后”群体，未来极有可能需要工作到七八十岁才能退休。

这不仅是财政难题，更是一种代际之间的巨大挤压。青年群体的萎缩终将拖累整体创新能力，并削弱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战略竞争力。

两面镜子

放眼国际，两个典型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对照样本：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印度。

日本正是那个“醒悟太迟”的反面教材。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本便陷入人口负增长困境，其老龄化程度至今仍远超当前中国水平。尽管多年来日本政府推出大量鼓励生育政策，涵盖育儿津贴、托幼扩容、女性就业支持等多个方面。

可惜为时已晚。一旦低生育文化固化为社会常态，再多财政投入也难改颓势。今日的日本社会弥漫着浓厚的老龄化气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街头常见七十岁以上老人仍在驾驶出租车或担任服务员，已成为普遍现象。日本的经历以惨痛代价警示我们：应对人口危机，行动必须趁早。

而另一面镜子则是印度，它所展现的不是警示，而是强烈的对比与紧迫感。2023年，印度正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是，印度拥有极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根据2020年数据，其总和生育率达到2.05，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约为当时中国的两倍。

印度从未推行过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当地依然根深蒂固。

联合国预测显示，印度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约17亿的峰值。梁建章提出的“三倍人口”设想，正是建立在印度强大且可持续的人口潜力基础之上。

这种鲜明反差，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再局限于内部民生范畴，而是上升为关乎国运兴衰和长远国际地位的战略议题。

当然，印度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贫困广泛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就业岗位不足等问题同样突出。能否将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实际经济红利，仍是未知之数。

“三座大山”

聚焦国内，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为何新生婴儿越来越少？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生育？答案归结为三重沉重压力，如同三座大山压在育龄人群肩头。

首要障碍来自经济负担。“养不起”已成为多数家庭最现实的顾虑。一线及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高昂，几乎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

教育领域的激烈竞争不断推高养育成本，课外辅导、兴趣班开支动辄数十万元。再加上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许多人不敢轻易生病，更不敢轻易生育。

原本充满喜悦的生育行为，如今却被异化为一场精打细算的家庭财务决策。

其次是时间与精力的极度匮乏。盛行的“996”工作模式如同高压泵，榨干了年轻人的生活空间。许多人连基本休息都无法保障，又如何承担育儿责任？

尤其是育龄女性，面临的困境更为具体而残酷。

她们往往要在职业发展与生育选择之间做出艰难取舍，因为职场中针对母亲身份的隐性歧视仍然普遍存在。

最后则是价值观的深层变革。当代青年更加注重自我成长与生活品质，相较于传统的“传宗接代”使命，他们更看重个体自由与人生体验。

婚姻和生育，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这种文化心理的变迁，构成了最难通过行政手段逆转的底层逻辑。

破解这场危机的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每一次迟疑都可能导致机会彻底丧失。

解决问题的核心思路不应是强制命令，而应回归梁建章一贯倡导的理念：真正的关键不在于逼迫谁去生孩子，而在于为那些“愿意生”的家庭扫清障碍，让他们真正实现“敢生、能生、养得起”。

这就需要多维度协同发力，与时间展开赛跑。

从经济层面出发，应加大住房支持力度，例如发放定向购房补贴、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同时健全普惠性教育与医疗保障制度，显著降低家庭养育支出。

在家庭服务体系建设上，梁建章甚至提出前瞻性设想：可探索引入来自东南亚地区、薪酬相对较低的专业育儿人员，协助分担照护压力，释放双职工父母的工作潜能。

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文化和职场生态转型，坚决抵制“996”加班陋习，推广弹性工时、远程办公等灵活工作机制，帮助员工更好地兼顾事业与家庭。

与此同时，需通过大规模公共传播行动，增强全民对人口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凝聚社会共识。

结语

所有努力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支持生育的社会环境。

让生育重新回归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选择，而非令人望而却步的沉重负担。

信息来源：

1.《对话|梁建章的“催生”与“焦虑”》每日经济新闻2023-07-18 18:35

2.《抖音》——“中国出生人口7年或减半，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如果不尽早干预，2064年印度人口将是中国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