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卢汉亲戚又是黄埔学生，辽沈战役不起义，成滇军唯一高级战犯

有一个人既是滇军高层的亲信，又是黄埔的嫡系门生，为何在辽沈战役中面对起义良机，硬是不动摇，最后成了滇军唯一的高级战犯呢？

先说说背景。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哪里都听不听宣。山西有阎锡山，青海有马步芳，宁夏有冯玉祥，云南呢？“云南王”龙云一手遮天，直属“滇军”；再加上龙云的表弟卢汉也在云南坐镇，这两人在省里摇旗呐喊，国民政府虽然名头在那儿，实权却不在。蒋介石想拆他们台。1945年河内受降时，杜聿明奉命发动兵变，把龙云软禁重庆，改由卢汉挂帅。再然后，中央把滇军主力调往东北，云南顾不得闹事。事实证明，这招奏效：大部分滇军将领都在东北打仗，没啥心思留在老家。

可偏偏有一个人，却被留在锦州做警备司令，后来升级当了第六兵团司令。他就是卢浚泉。1899年出生在昭通的大奴隶主家庭，家里光奴隶就上千口，出身显赫。他同龙云和卢汉既有血缘，又同为云南讲武堂、广州黄埔军校的校友。1922年进云南讲武堂，1924年又考上黄埔轮训班，毕业后留校当区队长。既是滇军的“家里人”，又是蒋介石的“嫡系门生”，两边都看得起他。

1927年卢浚泉回云南。那会儿云南乱成一锅粥，四镇守使先逼唐继尧下台，又为争权大打出手。各派都缺干将，卢浚泉有军校背景，又是龙云亲戚，一进98师就做了参谋。龙云胜出后，卢浚泉一路提拔：营长、团长、旅长到军长，每四年升一级，速度之快简直让人咋舌。到日本投降时，他已是93军军长，随卢汉领滇军入越受降，还当过河内警备司令。

1948年3月，卢浚泉兼任锦州警备司令；6月又升第六兵团司令，统领93军。此时辽宁鏖战正酣，曾泽生在长春起义，潘朔端在海城起义，云南的子弟们大部分都在投诚，唯独卢浚泉一人铁了心，要守住锦州。可是，实际情况呢？中央军在用人上对他不信任。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让他的亲信王育生做守备参谋长，又派杨兆铭任督察处长，盯死了他。弹药不发，粮饷不给，炮兵支援也没炮弹，前线根本打不了仗。卢浚泉急得牙痒痒，可城头却杳无回音。

眼看形势一天天紧张，龙云急了，派人秘密来联络：“国民党大势已去，你们这些云南子弟有机会就起义。”可卢浚泉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一直拖着。拖了几天，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也亲自飞到锦州，要拉他撤退，还给他开了通令。龙云看机会来了，又催他赶紧走。卢浚泉却说：“我留守这里，等援军。”也真是难为人，既不投诚，也不退兵，眼看着机会就这么错过。后来城破，他被俘，成了解放军手里的高级战犯。

为什么他就是不肯起义呢？有两点原因。第一，他黄埔出来，对蒋介石还是有那么一丝亲情。锦州吃紧时，老蒋连夜给他发电报，“请吾兄固守待援”，把一个“兄弟”称呼扔出来，他还真当回事。卢浚泉把电报给盛家兴、沈向奎看，结果俩将军嘲讽他：“有事没事才喊兄弟，这顶个屁用！”第二，他放不下云南，怕连累卢汉。他担心一旦起义、蒋介石迁怒，云南就要遭到清洗，这片他骨子里魂牵梦绕的故土，他不忍心看它变成焦土。

硬是因为对蒋介石的感情和对家乡的牵挂，他把自己送进了功德林。投降后他倒是没啥抵抗情绪，还自带绝活——砌墙。沈醉回忆，有次功德林要修猪圈，管理员问谁会砌墙，卢浚泉立马报名，沈醉给他打下手。砌墙看似简单，但要整齐、安全可不容易。沈醉半信半疑，结果卢浚泉拿起瓦刀，三两下就把墙砌好，横平竖直，浑然一幅“将军风采”。沈醉好奇问：“你一个兵团司令，啥时候学到这手的？”卢浚泉笑道：“以前对吃穿不讲究，但对住有要求，要舒舒服服，别人不信赖，就自己设计、自己监工，有时就干活。”他还教沈醉，“砌墙看齐不齐，就看那根绳子，随时拉紧，歪了立马调。”后来功德林里，只要他负责的墙，都没倒过。

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战犯特赦，卢浚泉因表现积极，加上龙云、卢汉都在新中国中央坐镇，他顺利获释。回到云南后，组织安排他当政协专员，1978年又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含笑辞世。至此，这位黄埔门生、滇军干将，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留下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身影。

他不肯起义，是对“兄弟情”“乡土情”的坚守。是忠，是错，还是另一种担当？读者不妨思考：在那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个人的忠诚能价值几何？信息来源：云南省志·军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