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遭猥亵，市长被枪杀，墨西哥为何这么乱？

总统遭猥亵，市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毒枭横行、警匪勾结、街头枪战频发……

这些看似电影情节的惨剧，近年来却是频频在墨西哥街头上演的真实状况。

不知从何时开始，曾经以龙舌兰酒、玛雅文明、足球而闻名的拉美大国，如今却把混乱过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的国家，为何陷入如此深重的混乱？

殖民毒瘤

深究墨西哥的动荡与混乱，可以追溯到独立前的殖民时期。

1519年，六百名西班牙士兵踏上墨西哥湾沿岸，他们不仅带来了火枪与战马，更带来了一段以暴力为手段、以掠夺为目的的统治历史。

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核心是分封制。

殖民者将土地与土著居民一并赏赐给征服者，后者拥有对土著劳动力的绝对支配权。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劳动制度，实则是合法化的奴役。

土著人被强制开采银矿、种植甘蔗，而殖民者则坐享其成，将财富源源不断输往西班牙。

仅16世纪中叶，墨西哥就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白银产量，而当地土著人口却因劳役、瘟疫与屠杀锐减90%以上。

这种以人命换白银的剥削模式，奠定了墨西哥经济资源外流、苦难内卷的初始结构。

殖民流毒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对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塑造。

殖民政府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而是一个以国王为顶端、以家族与血缘为纽带的私人统治网络。

总督、都督、地方长官均由王室任命，他们的权力不受本地制约，只对遥远的马德里负责。

这种自上而下、不受监督的治理逻辑，催生了极端的腐败与专断。

官员们将职位视为发财工具，公开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甚至将司法判决标上价码。

当法律沦为商品，暴力便成为唯一的仲裁方式。

殖民时期的墨西哥，私刑、械斗与家族仇杀层出不穷，官方不仅无力制止，反而常常参与其中，因为地方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地头蛇。

这种暴力即权力的传统，在独立后并未随着西班牙人的离开而消失，反而被本土精英完整继承。

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表面上推翻了殖民统治，实则只是换了一批人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新的共和国宪法虽然照搬欧美模式，但基层治理依旧沿用殖民时期的卡西克体系——地方强人凭借私人武装与家族网络，控制选区、税收与司法。

所谓选举，不过是几个家族之间的轮流坐庄，所谓法律，不过是强人意志的遮羞布。

19世纪墨西哥经历了70多次政变，平均每年换一次政府，其根源就在于殖民遗产中权力私有化的基因未被清除。

殖民者离开墨西哥已两百年，但他们的影子从未消散。

分封制变成了毒枭的地盘割据，总督的腐败变成了州长的保护费。

当暴力与掠夺成为国家的统治逻辑，那就注定了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换一批人操作同一套程序。

而那部分自始至终被视为可抛弃的群体，自然会用暴力让国家听见他们的存在。

国家权力腐败，毒贩勾结

在殖民流毒尚未清理干净的基础上，墨西哥国家权力的腐败与失衡，愈发造就了国内的混乱形况。

从独立至今，墨西哥始终没能形成一套完善、公正、民主的政权制度。

1929年，当权的革命制度党直接把殖民时期的“私相授受”，升级为工业化版本的权力租赁。

总统任期六年，却拥有指定继任者的特权。

州长、市长、议员的人选，实质上也是党内各派系竞价分配。

更关键的是，所有层级的公务员都需向党缴纳“份子钱”，比例按职位肥瘦从月薪10%到50%不等。

这笔钱向上层层分润，形成一条用现金丈量忠诚的晋升链。

于是，公共预算天然地被切割成两份：一份用于表面治理，一份用于“制度性回扣”。

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后，联邦财政缩水，地方官员开始把“回扣缺口”外包给私人。

最早是走私商人，后来是毒贩。

1985年米却肯州海关事件首次曝光：州长以“每个货柜2万美元”的价格，把缉毒检查权整体出租给当地大麻集团。

海关、检察、警方在同一纸合同上签字，毒贩只需一次性付款，就可获得一整年的“主权豁免”。

这套“外包式腐败”迅速被各州复制，成为此后三十年墨西哥治理的隐形宪法。

连毒贩都能花钱买路，获得政府授予的合法外衣，这个国家还有何前途与安定可言？

1990年代开放多党竞争后，外界以为竞争会带来问责，但可惜的是，这项改革只是把权力租赁从党内投标改为公开拍卖。

毒品集团发现，与其事后贿赂，不如直接资助“自己人”参选。

2006年联邦选举中，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卡尔德龙在边境六州的总支出，超出合法上限3.4倍，却无人被追责，因为三分之二黑钱由毒贩以“企业捐赠”形式注入。

候选人当选后，即按“投资协议”任命毒贩指定的人选担任警察局长、交通局长，甚至法院院长。

于是，选举不再是选政策，而是选毒枭的承包商。

2010年塔毛利帕斯州州长当选后，首批签署的行政令之一是把州警的无线电频段密码交给海湾集团，以便对方实时监听军方调兵动态。

就连国家司法体系，也成了包庇毒贩的手段。

墨西哥司法体系并非没有法律，而是把法律做成了按年订阅的套餐。

联邦法院统计显示，2000—2022年间，涉及毒枭的引渡案共有1847件，最终定罪仅31件，定罪率1.7%。

低定罪率的秘诀在于程序性腐败，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人、甚至翻译，都能在流程的关键节点出售延误服务。

一次引渡听证平均可拖五年，每延长一次审限，毒贩律师团需向法院支付5—15万美元，由书记员、法官、档案室三方均分。

当整个国家的政治、司法、法律、警备、海关部门全部与毒枭紧密交织时，墨西哥整个社会除了陷入无止境的动荡外，已别无其他路可走。

而墨西哥几百年来孱弱的经济，则成了最后压倒墨西哥社会的稻草。

经济贫困

墨西哥的混乱常被归因于毒枭的枪炮与政客的贪婪，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总有年轻人愿意接过那把枪？

答案不在道德，而在账本。

过去四十年，墨西哥同时经历了经济开放、外资涌入与贫困固化的悖论过程：宏观数字亮眼，微观机会枯竭。

当合法经济无法提供足够岗位与尊严时，毒品产业链就成了最活跃、最普惠、最具晋升通道的经济通道。

这不是简单的穷人变坏，而是市场信号把暴力和贩毒标上了高价。

1986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墨西哥曾启动过大规模去管制，农产品关税从平均44%骤降至10%以下。

美国补贴玉米以低于成本价涌入，本土小农毫无还手之力。

1994—2002年间，玉米价格跌幅54%，农村现金收入下降三分之二。

230万农民放弃土地，涌入城市边缘。

同一时间，毒品原料需求却在涨价：鸦片收购价从每公斤200美元升至800美元，大麻从每公斤30美元升至120美元。

于是，格雷罗山区的农民不是“选择”犯罪，而是被市场淘汰后只剩这一种岗位。

而对墨西哥的青少年来说，空洞的就业环境让他们顺理成章把暴力变成“第一份工作”。

墨西哥15—29岁人口占总人口28%，却占据全国失业人口的52%。

更刺眼的是，1100万青年处于没工作、没教育、没社会安置状态，其中70%集中在贫困线以下家庭。

而另一边，毒贩却为青少年提供了大量岗位。

对比官方最低工资，暴力岗位提供了近10倍溢价。

对没学历、没背景、没社保健卡的三无青年来说，参与毒贩集团就成了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南北极具差异的经济环境，也加剧了全社会的动荡。

北部沿美边境的制造带，人均GDP比全国均值高60%；南部土著八州，人均GDP仅为全国一半，基础设施指数落后40年。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人口为基数，而非贫困深度，结果最穷州人均仅获得1100比索/年，最富州却拿到2300比索/年，形成逆向再分配。

私人资本更不愿南下：格雷罗州每千人拥有银行网点0.3个，不到全国平均的十分之一。

资本与政策的双缺口，让南部成为经济真空带。

真空需要填补，毒贩集团便顺势把罂粟田、冰毒实验室、武器仓库搬到此处，形成稳定的贩毒经济网络。

而当大量青年人员都参与到贩毒网络、成为贩毒经济的一环时，街头暴力、社会混乱，反倒成了全社会最微不足道的动荡表征。

这也是墨西哥为何会发生枪杀市长，猥亵总统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

曼纽尔·沃勒斯坦,路爱国.墨西哥的动荡:起义还是内战?.国外理论动态,2007

高荣伟.墨西哥：挥之不去的毒品阴霾.检察风云,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