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药别踩坑！中美同类药价格相差数十倍，美国药价贵原因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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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不是病情本身，而是为一款药支付远超实际价值的费用，承受不合理的价格落差。

以治疗糖尿病并兼具减重功效的GLP-1类药物为例，在中国每月仅需花费百元人民币级别，德国报价低至52美元，英国为92美元，加拿大为265美元，而到了美国，价格却飙升至惊人的1350美元/月，最高可达其他国家的数十倍之多。

面对公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终于在2025年11月采取强力干预措施，试图压缩药价泡沫，甚至上演了药企高管在白宫会议中突发晕厥的戏剧性场面。

为何美国药品定价能如此离谱地高出全球水平？白宫此次主导的降价行动，是否真能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购药困境？

目前全球GLP-1类药物市场主要由美国礼来公司与丹麦诺和诺德公司主导，其核心产品Wegovy与Ozempic几乎完全掌控了美国相关药品的市场份额。

根据诺和诺德发布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这两款药物全年营收达到5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七成收入来自美国消费者，支撑这一巨额数字的背后，是美国患者不得不承担的高昂药费。

在美国，Wegovy每月平均支出高达1350美元，Ozempic接近969美元，这意味着一名依赖此类药物控制体重或血糖的患者，每年仅药物开销就需准备约1.2万美元，相当于普通美国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收入。

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同款药物的价格则显得极为亲民：加拿大每月265美元，英国92美元，德国更是低至52美元。中国通过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使同类仿制药的月均费用控制在100至300元人民币之间（约合14至42美元）。

相同的活性成分、相近的临床疗效，美国市场的售价却是中国的近30倍、德国的26倍以上。这种严重失衡的定价策略早已引发广泛抗议，也促使联邦政府不得不介入调控。

2024年9月，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质问诺和诺德首席执行官约根森，直指其企业对美国患者实施“系统性价格剥削”，要求给予本国消费者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公平定价。

约根森当场承认美国市场价格显著偏高，但同时抛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警告：若强制大幅下调价格，这类创新药物或将从美国市场撤出。

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在同年11月7日于白宫举行的闭门会谈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当天，时任总统特朗普召集礼来与诺和诺德的高层管理人员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商讨降低药价的具体方案。

会谈过程中，当礼来CEO正承诺将旗下GLP-1药物进行价格调整时，诺和诺德品牌总监戈登突然身体不适晕倒，所幸美国医保中心主任奥兹迅速施救，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发生。

此事迅速在网络走红，被网友戏称为“砍价力度过大导致药企代表当场崩溃”。尽管带有调侃色彩，但也反映出此次谈判的高压态势。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自2026年起，两家公司的GLP-1类药物将在两年内逐步降至每月245美元；若纳入联邦政府医保计划（Medicare与Medicaid），起始剂量患者每月只需支付149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4年听证会后，这两家企业已将相关药品价格从原先的千美元级别下调至450至500美元区间，本次协议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再次削减约一半费用。

然而，这项看似积极的降价举措仍存在诸多限制条件。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分为公共医保与商业保险两大板块，Medicare主要覆盖65岁以上老年人及残障人士，Medicaid面向低收入家庭群体，两者合计服务约四成美国人口，其余多数在职人群依赖雇主提供的商业健康保险。

此次白宫仅敲定政府医保项目的报销安排，商业保险公司是否会跟进将其纳入处方目录，则取决于各自独立的商业决策流程。即便药品成功进入医保清单，患者仍需承担一定比例的自付金额，预计每月支出仍在50至350美元之间。虽然相较此前已有明显缓解，但对比国际标准依旧处于高位。

美国药价居高不下，根源在于其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

不同于中国由国家医保局统一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并直接与制药企业开展价格谈判的模式，美国政府医保的药品采购权实际上掌握在PBM（药品福利管理机构）手中。这些机构作为联邦合同承包方，负责处理处方药采购、报销审核等全流程事务，名义上扮演中介角色，实则已形成寡头垄断格局。

全美六家大型PBM机构掌控着约九成的处方药采购量，且大多隶属于CVS Health、联合健康集团等医疗产业巨头，其业务网络还延伸至连锁药店、保险公司等多个上下游环节。

制药公司若希望产品被纳入医保推荐目录并获得优先使用资格，必须向PBM支付一笔可观的“回扣”费用。这笔合法支出最终只能通过抬高药品标价转嫁给消费者。

更为关键的是，PBM、商业保险公司与药企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盟：药品公开标价越高，保险公司可申报的赔付额度越大，而在固定自付比例下，PBM从药企获取的折扣与返点空间也随之扩大。

这些返利金额被视为商业机密，外界包括患者与监管机构都无法获知真实交易成本。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曾在专项调查中指出，这种三方合谋的运作机制，直接导致药品终端价格虚增，各方均从中攫取超额利润。

诺和诺德胰岛素产品的案例，清晰揭示了该系统的扭曲逻辑——该公司曾主动下调某款胰岛素售价，结果在医保体系中的报销比例竟从90%骤降至36%，最终因无法维持运营成本而被迫停产。

这也说明为何药企宁愿背负舆论压力也不愿轻易降价：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降价反而可能导致产品失去经济可行性，进而退出市场。“降价即退市”的反常现象，使得药价陷入“越贵越存活”的恶性循环。

高昂药价的代价最终由全体美国人共同承担。企业在为员工投保商业医保时，若需包含高价处方药覆盖条款，就必须大幅提升保费支出，这不仅加重企业负担，也在无形中抑制了薪资增长空间。政府医保项目为应对不断攀升的药费，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报销，而这些财政支出全部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

据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保健总支出逼近4.5万亿美元，规模与国防预算相当，已成为联邦财政三大支出支柱之一，另两项分别为国债利息与社会保障支出。

按照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估算模型，如果全美半数肥胖人群开始服用GLP-1类药物，年度总花费将达到4110亿美元，比2022年全美处方药总支出高出50亿美元，对于本已沉重的联邦债务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

白宫此次强势出手压价，本质上是对医疗系统潜在崩盘风险的预警响应。若放任药价持续上涨，不仅普通家庭难以承受，整个医保体系也可能面临崩溃边缘。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最惠国待遇机制”，核心内容即是要求跨国药企在美国的售价不得高于其在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定价，正是凭借这一政策杠杆，才得以迫使礼来与诺和诺德接受大幅降价协议。

但要真正解决药价顽疾，单靠行政命令远远不够。PBM机构的垄断地位、医保链条中的利益固化、商业保险的逐利属性，都是必须打破的深层障碍。

对比中美两国的药价形成机制，差异显而易见：中国采用“国家团购”式的集中采购模式，绕开中间环节，以庞大采购量换取药企让利，在确保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实现大规模降价；而美国由于市场化程度过高，利益链条冗长复杂，每一环都试图分食利润，最终层层叠加推高终端售价。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尽管此次GLP-1类药物在美国实现了阶段性降价，但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仍处于较高水平。购药前务必仔细确认自身医保计划的覆盖范围与个人自付比例，防止陷入隐性消费陷阱。反观中国，通过医保谈判与集采机制，已推动多款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大幅回落，为民众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用药选择。

归根结底，药价问题本质是民生议题，不应沦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美国用数十年实践证明，完全依赖市场的医疗体系极易滑向“资本至上”的轨道，忽视患者基本权益。

而中国的探索路径表明，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既能保障公众享有可负担的药品，也能维持药企的研发积极性与行业活力。白宫的“硬核砍价”虽迈出重要一步，但要让美国民众真正实现“买药不踩坑”，还需彻底重构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条路，显然比一次会议、一场谈判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