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作时间太长了，应当缩减”，这才是教授该发的声音

“中国人工作时间太长了，应当缩减”，这才是教授该发的声音

“996是福报”的谎言，正在被一位大学教授无情撕碎！当上海交大陆铭教授一句“中国人工作时间太长了”掷地有声，整个舆论场瞬间沸腾。

这不仅仅是一句大实话，更是对长期以来“过劳文化”的宣战，揭示了无数打工人被“时间赤字”困死的残酷现实。

我们为什么陷入这场无休止的内卷？什么时候才能有双休？

别光凭感觉，我们的“时间赤字”早就被一系列冰冷的数据给钉得死死的了。这不是主观抱怨，而是一个严重偏离轨道的客观事实。

看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国内打工人的周均工作时长已经飙到了49小时，一年之内三次刷新纪录。到了今年一季度，这个数字是48.5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劳动法》白纸黑字写的是每周40小时、每天8小时。

简单算一笔账，每周49小时，要是按五天工作制来算，等于每天要干将近10个小时。这还只是平均数。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更扎心，超过一半的城镇就业者，每周工作时长都超过了48小时。

把我们放到全球坐标系里看看？那就更吓人了。2023年，我们的年均工作时长大约是2333.6小时。而另一头的德国，大概是1300多个小时。就连以加班文化著称的日本，也才1600多小时。

在东亚这个“卷王”聚集区里，我们也是最突出的那一个。再看看加拿大，去年第三季度周均工时才35.89小时，这差距简直是鸿沟。

更要命的是，官方数据之外，还有大量无法被量化的时间损耗。所谓的“隐形加班”已经成了职场标配，KPI考核逼着你“自愿”投入更多时间。互联网技术更是把办公室搬进了你的手机，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彻底模糊。

有些企业甚至搞出了“大小周”甚至“小小周”这种极端制度，一个月下来员工居然只能休息两天。法定权利也正在缩水，超过三分之一的职工压根享受不到带薪年假，或者拿不到补偿，而神奇的调休制度，更是让每个法定节假日的“获得感”大打折扣。

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时间赤字”不是某个老板心黑就能造成的，它是一张由宏观文化、企业压力、市场逻辑和个体无奈共同编织起来的无形之网。

从宏观上看，我们身处的儒家文化圈，自古就推崇勤奋。加上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定阶段，对速度和产出的追求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镜头拉近到企业层面，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利润薄、技术相对落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延长工时成了他们控制成本、保证产出最直接，甚至是唯一的“原始”手段。

有些老板甚至会偷偷计算：违反《劳动法》被抓到的概率和罚款，远低于守法带来的成本增加。

再看看每个身不由己的打工人。劳动力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为了保住饭碗，个体的议价能力变得极度脆弱，“敢怒不敢言”是常态。

尤其在一些民营企业，普遍实行的计件工资制，更是从制度上激励员工主动加班，用时间换收入。谁不想休息？可现实是“不敢休”、“不愿休”。

归根结底，深层原因在于我们的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还存在短板。当管理效率低下、技术升级缓慢时，企业就只能过度依赖“堆人力、堆时间”这种模式来维持运转。这张网，就是这么一层层织起来的。

眼下的各种解决方案，虽然方向没错，但普遍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想要真正破解“时间赤字”这个困局，远不是简单加减几天假期那么轻松。

必须承认，官方已经在努力了。比如国务院修订了放假办法，全年增加了除夕和劳动节这两天假期。新的调休规定也尝试避免出现超长连续工作的情况，一般不超过6天。一些地方，像四川绵阳等地，也在探索“2.5天”弹性休假模式。

但这些举措的悖论在于，它们在缺乏强制力和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效果往往大打折扣。陆铭教授的建议之所以切中要害，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他提出，缩减工时必须由中央层面来统一协调，而不能靠企业自觉。

这话太对了。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内卷市场里，你让单个企业主动守法、缩短工时，它很可能第一个倒闭。只有国家统一行动，才能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地平线。同时，严格执行《劳动法》，让企业违法付出的代价远高于其收益，这才是治本之策。

当然一个灵魂拷问随之而来：“放假了，消费的钱从哪来？”这也是很多人质疑增加假期的核心点。

陆教授认为，消费不仅需要钱，更需要时间。他还补充说，就算劳动者自己没空消费，他的配偶家人也可以代为消费。这揭示了增加闲暇与提振消费之间复杂的传导关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假=花钱”的公式。

所以想真正走出“时间赤字”的困境，需要的是一套组合拳。短期内，必须大大强化《劳动法》的执行力，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碰。

中期在国家层面统一部署，有计划、渐进式地缩短标准工时，给企业转型留下缓冲期，而从长期看，唯一的出路是引导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从根本上摆脱对“时长依赖”的增长模式。

说到底解决过劳问题，早已不单纯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问题。它关乎国家经济能否从要素驱动成功转向创新驱动，更关乎每一个国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陆铭教授那句“正常”的言论之所以激起千层浪，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转型中，一个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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