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正在被滥用扩大化

现在，任何打着“反诈”旗号的行动，都似乎自带正义光环。反诈本身的目的当然也是好的，但咱这儿似乎总是有一种“把好事滥用扩大化变为坏事”的冲动。

一个医生的电话停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媒体报道，杨女士和丈夫都是湖南某地的医生，丈夫在手术台上突然失联，只因为他的手机号被中国移动的“反诈模型”自动关停。

原因很模糊：系统检测到“使用异常”。怎么异常了？不知道。

接下来，一连串荒诞复杂的行政手续就开始了：要复机，得本人去长沙的指定营业厅，还得拿上“无犯罪证明”。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诈骗犯”，得请假、花钱、奔波几百公里。

当他们试图通过线上申诉解决时，杨女士自己的手机号也随即被“保护性关停”。理由是她“通话频繁”。客服给出的解释居然是：可能怕被诈骗分子利用。

“怕你得病，所以先把你关进医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叫啥？预防性拉黑。

技术的失控是一方面，根源上来说，还是权力的惯性。

“涉诈模型”、“保护性关停”、“风险等级”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术语，本质上是一种缺乏透明度的权力机制。它依靠算法、系统和“安全”名义构筑起一道技术壁垒——既无人负责，也无人能质疑。

还有媒体报道的一件事：四川一位律师，用了11年的手机号被停机。她一审、二审皆败，法院都判了她输。

然后，她只是多次拨打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就被判定为“高频呼叫、异地通信”，系统自动将其列入涉诈名单。她的手机号被宣判“死刑”，所有社会连接被切断，工作、支付、社交、验证……一夜之间全部崩塌。

为啥一打政务电话就被“反诈”了？呵呵……

我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算法清洗”。由机器代替人来决定你是不是坏人，由模型来判断你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于数字社会之中。

背后，都是那个傲慢的权力。以前你还可以申诉、投诉，但现在有了“数字屏障”，正好给了他们方便屏蔽你投诉的机会。

“反诈”之名，本应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但如今它越来越像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我个人今年也两次被反诈“误伤”，一次是我的银行卡莫名其妙被封，至今在线额度还限额在2000元以下，想要解封也需要极其复杂的手续，还不一定行。

当时为了保住这2000元的额度，我甚至要提交向我妻子转账的证明和原因。荒诞吧？

另一次是我的微信登了台新电脑就被封，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封，否则我可能就要和那些加我微信的读者朋友们说再见了。

运营商的客服根本说不清规则，公安、工信、运营商三方之间的权责也非常模糊。

电话为何被停、谁下的指令、能否复审、何时恢复——全是“系统自动”。连营业厅工作人员都只有一个答复：“模型规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系统判定就是这样。”

一个号码的“生死”，不再掌握在人手中，而被交给了不透明的算法。人只是算法的附庸，你的一切社交都有可能瞬间“社死”。

而且，这种关停可以无限叠加、循环触发。

我前面所提到的当事人手机号被恢复后，再次因为“省外流量漫游换机模型”被暂停。也就是说，你只要出差、换手机、频繁打电话、漫游、迁移数据，都可能被怀疑为诈骗。

之前媒体也报道过一位运动员电话卡被“误伤”的事情。现在，被“反诈”模型无辜关停的案例越来越多。

这个现象，甩锅给算法很容易，但本质上，还是社会治理体系中一个典型的病灶：为责任而责任，为管理而管理。

在一个层层加码、人人追求“绝对安全”的体系中，没有人愿意承担“放行的风险”。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成了技术与行政部门的共同心态。

于是，算法被训练成了“疑心病模型”，一个电话打多了、一个信号异地登录了、一个设备更换了，都成了风险触发点。结果就是，反诈的本意被扭曲为一种普遍监控。

“保护性关停”这个词，堪称当代语言腐败的奇观：我限制你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你。

我们都明白，这种故事其实并不新鲜。

数字时代，手机号就是身份，是工作、支付、社交乃至生活的核心节点。一个人被停机，等于被“开除”出一切社交场景。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微信被“误杀”的那几天，我几乎陷入了严重的焦虑。

而这些被“误杀”的人，无法预警，无法解释，更无法申诉。他们陷入的是一个无门可进、无人可问的治理迷宫。

真正危险的，不是那些诈骗犯，而是懒政和一刀切，是不受约束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