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敌机后跳伞，降落时见敌人在身旁，空中拔出配枪

1952年9月的一天，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位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敌机后跳伞。

降落时，他却发现敌人就在他身旁不远处，他果断在空中拔出配枪。

这个飞行员是谁？他拔出配枪后如何了？

少年参军

这个飞行员叫杨汉黄，他的家在江苏省启东县向阳村，是典型的贫苦农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彼时的杨汉黄年仅15岁，却已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小大人”。

这一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杨汉黄独自离家，徒步数十里，最终在曹家镇找到了新四军的队伍，毅然报名参军。

新兵入伍，他最初被安排在后勤岗位，负责给养和医疗，他不嫌苦、不怕脏，每次跟着部队奔赴前线，总是第一个扛上药箱。

尽管年纪小，但他处理伤员却分外沉稳，一度被连长称为“最有前途的小医生”。

十八天后，他被调入卫生队，正式开始学习医学知识，从包扎、止血到注射、开药，他的手法日渐娴熟。

一次行军途中，一名战士被流弹击中大腿动脉，血如泉涌，情势万分危急。

杨汉黄临危不乱，用裤腰带紧急止血，又巧妙处理了伤口，硬是从死神手里把人拉了回来。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杨汉黄的足迹遍布战火前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历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数十场大小战斗，从连队医助一路升至营部医生、医务副所长。

1950年，空军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飞行员，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身体条件，几乎挑剔到极致。

由于杨汉黄所在部队也在候选范围内，他作为医务人员，自然成为体检组成员。

可意想不到的是，在全团数十位士兵中，竟无一人完全符合初筛标准，除了他自己。

起初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不仅符合条件，而且各项指标都优异出众。

随后，他被送往南京军区接受进一步复检，复检依旧顺利通过，他被正式调入空军。

8月，他踏入新乡航校，成为一名飞行学员，彼时的中国空军尚属新生，训练条件艰苦，教材匮乏，飞行器老旧，每一次试飞都伴随着极高风险。

但杨汉黄没有丝毫退缩，他白天听课、操作，晚上就钻进教材，琢磨飞行力学。

一次次模拟飞行，一次次技术评估，他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

1951年1月2日，他第一次坐上战斗机升空，尽管这次是教官操作，但在万米高空俯瞰大地的那一瞬间，他的血液仿佛沸腾了。

六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成为正式飞行员。

惊魂空战

从航校毕业后不久，杨汉黄就踏上了朝鲜战场，1952年的秋天，他驾驶着编号为“215”的米格-15战机，随着编队缓缓升空。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战，编队共有16架米格-15，任务是在鸭绿江上空巡逻，随时准备前往朝鲜战场支援地面部队。

作为第二大队二中队的僚机组长机，杨汉黄肩负着掩护任务，他一边紧盯着雷达，一边控制高度，保持与编队的队形。

突然，他的目光捕捉到一个异样的闪点，那是四个几乎融入天空的黑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接近他们的方向。

那一瞬间，杨汉黄的脑子几乎是本能地作出判断：那是敌机，是美国空军的F-86。

美军的F-86在当时是性能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爬升力也远超我军装备的米格-15。

而且这四架敌机显然经过了精心伪装，漆色和天光融为一体，它们正在以低位掠行的方式逼近，再从下方突然抬升、开火，从而将整个编队击溃。

无线电频道中一片杂音，信号被干扰得断断续续，杨汉黄无法准确传达发现敌情的信息。

时间不允许他犹豫，战机的速度已接近每小时九百公里，几秒钟的迟疑就可能让整个编队陷入危机。

于是，他咬了咬牙，在频道里低吼出四个字：“发现敌机！”

没有人回应，但他没再等，左手推满油门，右手猛拉操纵杆，米格-15瞬间脱离原有编队，做了一个标准的左转下俯动作。

两个副油箱被果断抛弃，战机减轻负重，速度顷刻提升。

几乎同时，他的身躯被强大的离心力压得动弹不得，血液猛地涌向脚底，视线开始发黑。

可他没有松手，“咣——”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划破天际，曳光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拖着火焰掠过敌机的机腹。

虽然没直接命中，但那耀眼的光线打乱了敌方的节奏，原本准备咬尾偷袭的敌机长机立刻拉起机头，急速右转，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到了。

杨汉黄没有停，他猛打操纵杆，战机翻滚上升，紧贴着敌机的侧后方追击。

敌机的飞行员开始连续做“S”形急转，以机动性优势试图摆脱追击。

杨汉黄紧跟其后，目标再次出现在瞄准镜中央，他深吸一口气，手指稳稳地按下发射按钮。

三门机炮同时开火，敌机的尾部冒出浓烟，接着，一个剧烈的爆炸，敌机残骸坠入云层。

可是胜利的喜悦还未完全传导到脑中，新的危险已经逼近，敌方的另外三架僚机迅速围拢过来，左右包抄，从高位向他倾泻炮火。

杨汉黄强压恐惧，试图以俯冲动作脱离包围，但米格-15的升降舵被击中，机身剧烈颤抖，操控几乎失灵。

米格-15在剧烈颠簸中失去平衡，告警灯疯狂闪烁，杨汉黄深吸一口气，果断拉开座舱盖，启动弹射跳伞装置。

空中拔枪

在距离地面一万多米的高空，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十度，强烈的气流像无数刀片刮在脸上。

杨汉黄在半空中翻滚，降落伞打开的瞬间拉扯得他胸腔剧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双眼因高空低压和寒冷而无法睁开，只能听见耳边风声嘶啸、心跳如雷。

不知过了多久，他努力睁开双眼，却瞬间被风吹得泪流满面。

但就在那一瞬间，大约在三十米外的空中，一抹红色的影子闯入视线，他一瞬间警觉起来：“敌人？！”

他本能地伸手去摸腰间的佩枪，拔出那把熟悉的手枪，拔开保险，枪口直指三十米外的方向。

风在咆哮，伞绳在抖动，杨汉黄却强忍着眼睛的刺痛，艰难地寻找目标位置，试图对准那顶红伞的“敌人”。

可奇怪的是，那顶红伞忽左忽右漂浮，并没有下降的趋势，更没有看出有人随之而落。

他蹙眉，又抬眼望去，空无一人，随着下落高度的降低，氧气逐渐充足，他的意识清晰了一些。

他重新审视那顶“敌人”的红伞，却发现那不过是一条随风飘舞的红绸带，竟是他自己降落伞伞衣上附带的标识带！

原来，我方降落伞是白色，而为了标识方向、识别身份，部分伞衣会系上十多米长的红绸带。

当初因为无法睁眼、视线模糊，他误以为那飘带是敌人的降落伞，差点在空中开枪误伤“自己”。

虚惊一场，他长出一口气，缓缓收起手枪，那一瞬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风变小了，云层薄了，地面逐渐清晰可见，调节伞绳，控制方向，他开始全神贯注准备着陆。

降落过程相对平稳，他顺利落在山腰的一片碎石上，脚踝有些震麻，但并未受伤。

他赶紧摘下降落伞，躲进一处隐蔽位置，静静观察四周，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

不久，附近的朝鲜民兵发现了他，他们一边呼喊着“自己人！”，一边快步奔来。

确认身份后，民兵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同志，辛苦了！”

那一刻，杨汉黄才终于放松了绷紧的神经。

再战天空

经历了空战、弹射、跳伞、生死交锋之后，杨汉黄本可以休整更久，但他没有。

在身体稍稍恢复、心理状态稳定后，他便主动向部队请战：“我还能飞，我必须回去。”

1952年12月20日，杨汉黄驾驶着战机再度升空，执行任务，他的目标是朝鲜大同江上空。

那天，天色阴沉，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几度，雷达显示，有美军F-4U战斗攻击机群正在靠近，飞行员们迅速集合，准备迎敌。

F-4U是航母舰载机，拥有出色的爬升力与转弯能力，驾驶它们的飞行员更是美军王牌中的尖子，经验丰富、狡猾凶狠。

而杨汉黄虽然勇猛，但实战总归不及对方“飞行时间”长，在这种空中博弈中，一秒钟都可能决定生死。

一番追逐之后，他终于咬住了一架敌机，可是，对方仗着机动性强，总能在他准备开炮时灵巧地转到他飞机的腹部，避开攻击死角。

几次较量下来，杨汉黄意识到，硬拼不行，得智取，他开始假装松懈，做出返航的姿态，让敌机以为他已经放弃攻击。

当敌机转而纠缠我方其他战友之际，他却悄然折返，从敌机视线盲区悄无声息地逼近。

“就是现在！”杨汉黄死死咬牙，操纵战机锁定目标，三门机炮同时怒吼。

曳光弹如闪电般划破天空，精确命中目标，敌机瞬间起火，拖着长长的黑烟坠入大同江中。

这不仅是他第二次击落敌机，更是他从“第一次战斗英雄”到“经验型飞行老兵”的正式跨越。

1954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杨汉黄所在的空军部队被改编为海军航空兵，他也成为了一名海军飞行员。

从医务兵，到空军飞行员，再到海军航空兵，他完成了一次几乎无人企及的“军种三级跳”，这在中国军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经历。

而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32年安全飞行生涯中，他遇险16次，有时是机械故障，有时是恶劣天气，有时是战斗损伤。

但每一次，他都凭着冷静与技巧安全归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技术过硬、作风顽强”。

1988年，杨汉黄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陆、空、海三军都服役过的“三栖将军”。

退役之后，他搬到青岛，在海边的一个小屋定居，76岁那年，他开始自学拼音，摸索电脑。

花了四年，他打下了18.8万字的回忆录，名为《峰云浪迹》。

这本书没有夸张辞藻，只有真实细腻的叙述，它不是英雄的自夸，而是一位老兵与历史的对话。

《峰云浪迹》不仅成为军事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更被青岛市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空军与海军档案馆珍藏。

晚年的他，依旧不闲着，每天早上坚持读报、写字，偶尔种菜、养花，风趣健谈。

从鸭绿江到大同江，从陆军战地医院到米格-15座舱，再到海军航空指挥部，他走过的每一段路，都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缩影。

而他的故事，不是为了歌颂某个英雄，而是告诉世人：哪怕出身平凡，也能飞跃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