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召开他与毛主席得票数相同，后弃官当锅炉工，晚年待遇如何？

“老王！厂部让你明天去北京开会！”1968年11月一个飘雪的清晨，北满钢厂车间主任气喘吁吁跑到锅炉房。正在铲煤的王白旦直起腰，黑灰沾满的脸庞露出疑惑：“我一个烧锅炉的，能去开啥会？”这段对话在当年钢厂的砖墙上回响时，谁也没想到这个普通工人即将见证中国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

当九大代表名单公布时，王白旦的名字像块烧红的铁锭投入冷水池。这个党龄刚满七年的锅炉工，既不是劳动模范也不是技术标兵，却在中央委员选举中以170票与毛主席平票。当时政治局的走廊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人故意把票投给最不可能当选的人以示抗议。但王白旦自己直到走进人民大会堂才意识到，他的命运已被卷入政治漩涡。

名字引发的风波比当选更富戏剧性。周恩来初见王白旦时忍不住笑问：“王同志，你这名字是不是得改改？”陈伯达的改名建议确实巧妙，“王白早”既保留原名韵味又避开谐音尴尬。可谁能想到两年后的庐山会议上，这个新名字反而成了政治污点。当专案组拿着材料质问王白旦与陈伯达的关系时，这个东北汉子急得直拍桌子：“改个名就成同党了？那全国多少人都得抓起来！”

江青的改名更像黑色幽默。1971年某个阴沉的下午，这位“旗手”突然召见王白旦：“王百得同志，你该换个吉利的名字。”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听得出话里的威胁意味。王白旦后来回忆说，签字同意改名那刻，钢笔尖把稿纸戳破了好几个洞。这个被迫接受的新名字，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审查他的重要依据——专案组花了八个月时间，硬是没找到任何他与“四人帮”勾结的证据。

1982年春天的齐齐哈尔乍暖还寒。当组织部长拿着干部任命书找上门时，54岁的王白旦正在院子里劈柴。“让我回去烧锅炉吧。”他放下斧头，擦了把汗：“钢水不会骗人，火候到了自然出好钢。”此后七年，北满钢厂三号锅炉房总能看到个佝偻背影，工友们私下议论：“听说老王的退休金比厂长还高？”但没人知道，这个每天铲三十吨煤的老工人，抽屉里锁着九大代表证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任命文件。

2001年深秋，笔者在齐齐哈尔工人疗养院见到王白旦。老人正戴着老花镜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听到提问突然大笑：“你们总说我得票和毛主席一样，可知道那年投票用的是什么纸？”他神秘地竖起三根手指：“三层棉纸！写票时要使劲描才能透过去。”这个细节从未见于任何史料，却道出了特殊年代选举的荒诞底色。五年后王白旦去世时，炼钢车间特意为他保留了三号锅炉的工作牌——上面刻着的既不是“王白早”也不是“王百得”，而是工友们私下叫了三十年的绰号：铁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