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登岛前，是谁在替他看家门？

1949年12月的台北松山机场，空气里都飘着紧张。一架银灰色座机刚停稳，舱门打开，蒋介石的身影一出现，等候的官员们立刻屏住呼吸。最前排站着的陈诚，军装笔挺得像块铁板，可攥着帽子的手指却泛了白——这会儿全台湾都知道，他是岛上说一不二的主儿，军政财权一把抓，连街上的警察都得看他脸色。

谁都没料到，第二天一早，省政府的公告栏就贴出了爆炸新闻：陈诚辞去台湾省主席和警备总司令，手里的实权全交了出去。这操作直接看傻了所有人，要知道那会儿老蒋刚从大陆败逃过来，手里就剩这点家底，陈诚要是硬扛着权力不放，老蒋还真没辙。

有人说陈诚傻，到手的权力往外推；也有人说他精，摸准了老蒋的脉。要搞懂这波“神操作”，得先捋清楚一个关键问题：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蒋家王朝搬过来，这四年里，台湾到底是谁在管？陈诚之前的两任“当家人”，又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烂，或者把烂牌暂时捂热的？咱把时间往回拨，从1945年那个举国欢庆的秋天说起。

第一任“接盘侠”陈仪：带着期待来，被骂着滚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通过收音机传到台湾，全岛都炸了。被殖民五十年的台湾人，举着青天白日旗上街，哭的笑的抱在一团，不少老人对着大陆的方向磕头，说终于能做回中国人了。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南京派来的“接收大员”就上岛了，领头的就是陈仪。

蒋介石选陈仪，当时看是“天作之合”。这人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日语说得比中文还溜，对日本人那套管理路数门儿清。之前还当过浙江巡抚，行政经验也算丰富。国民政府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台湾被日本管了五十年，派个懂日本的去，肯定能无缝衔接。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陈仪穿着笔挺的军装，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台湾光复”。那一刻，台下的掌声差点掀翻屋顶，台湾人都觉得，好日子要来了。可没人想到，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光复者”，会在短短一年多里，变成全岛唾骂的对象。

陈仪上台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日据时期的“管制经济”原封不动抄过来。粮食、糖、盐、烟草这些老百姓过日子的必需品，全由政府垄断经营。他开会时说，这是为了防止资本家囤积居奇，稳定物价。听着挺有道理，执行起来却彻底走样。

跟着陈仪来的那帮大陆官员，把台湾当成了“淘金乐园”。日本人留下的工厂、仓库，本该收归国有，结果全被这些人用低价“收购”，变成了私人财产。有个专员更夸张，把日本人留下的几十辆汽车拆成零件卖，赚得盆满钵满。台湾人本来以为“祖国同胞”会带来温暖，结果发现这些人比日本人还狠——日本人至少还讲规矩，这些人连遮羞布都懒得用。

最要命的是物价。1946年一年，台湾的米价就涨了400多倍。有老人回忆，年初能买一头牛的钱，到年底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手里的钞票擦屁股都嫌硬。台北街头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孩子们抱着大人的腿哭着要吃的，可粮库里的粮食全被官员们倒卖了。

陈仪不是没发现问题，他也曾拍着桌子骂手下贪腐，可没用。这些官员要么是蒋介石的亲戚，要么是军统的人，他根本动不了。有一次他想查一个倒卖白糖的专员，结果人家直接把宋美龄的手谕拍在他桌上，陈仪只能硬生生把火压下去。

矛盾就这么一点点积累，就像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桶，就等一个火星。1947年2月27日晚上，这个火星终于来了。台北市南京西路，几个专卖局的查缉员拦住了一个叫林江迈的女烟贩，要没收她的私烟。林江迈跪着求饶，说这些烟是给生病的丈夫买药的本钱，可查缉员根本不管，不但抢了烟，还用枪托砸伤了她的头。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大家指着查缉员骂，要求他们道歉。查缉员急了，掏出枪就朝人群开了一枪，当场打死一个叫陈文溪的路人。这一枪，彻底点燃了火药桶。

第二天一早，上千名台北市民围堵了专卖局，喊着“严惩凶手”“打倒贪官”的口号。游行队伍从几十人变成几千人，再到几万人，短短几天就蔓延到全岛。台湾的学生、商人、知识分子都站了出来，他们的要求其实特别实在：让台湾人参与政府管理，严惩贪腐官员，放开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