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萨明代表菲政府表态，拒自动引渡德拉罗萨，其涉前总统禁毒战争

菲律宾司法部长杰斯·克里斯平·贝萨明的一纸声明，让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撞上了主权的高墙。针对ICC要求引渡前警察总长、现任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一事，马尼拉方面明确回应：“不会自动配合。”这份强硬表态的背后，是最高法院近期确立的新规——任何国际逮捕令必须经过菲律宾本地法院审查，确认符合国内法律程序后方可执行。贝萨明强调，ICC的引渡请求“未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正式渠道送达”，且“绕过国家司法主权的行为不可接受”。

德拉罗萨的名字，始终与杜特尔特时代的“禁毒战争”紧密捆绑。作为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老部下、全国扫毒行动的核心指挥官，他被指控对系统性法外处决负有直接责任。ICC检察官指出，德拉罗萨不仅主导了“敲门劝降”等争议行动，还多次公开鼓励警方“格杀勿论”。一份2017年的录音甚至记录了他对警员的喊话：“如果毒贩反抗，就送他们去见上帝！”这些证据成为ICC认定其涉嫌反人类罪的关键。

菲律宾政府的应对策略，远非简单的司法程序之争，而是主权与国际干预的激烈博弈。 贝萨明援引的最高法院新规，巧妙地将球踢回国内法庭。根据该规则，ICC的逮捕令需先经菲律宾法院评估其合法性，包括证据充分性、程序合规性乃至政治动机嫌疑。这一设计实际上为引渡设置了高门槛：若本地法官认为ICC调查存在瑕疵或政治操纵，逮捕令可能直接被搁置。法律专家分析，马尼拉此举既避免了公开对抗《罗马规约》的舆论压力，又实质延缓了ICC的追责进程。

德拉罗萨案的僵局，折射出ICC在东南亚面临的执行力危机。尽管ICC于2025年1月正式对德拉罗萨发出逮捕令，但菲律宾政府以“程序瑕疵”为由拒绝接收文件，甚至暗示ICC若强行推进，可能违反国际法中的“主权平等原则”。更微妙的是，马尼拉方面似乎有意借此试探ICC的底线——倘若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逮捕令屡屡受挫，却对菲律宾官员紧追不放，其“选择性正义”的质疑必将进一步发酵。

马科斯政府的算盘，在主权旗帜下藏着精明的政治考量。 表面看，贝萨明的表态捍卫了国家尊严，但细究其行动逻辑，实则暗合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势力的权力拉锯。一方面，政府不愿被民众视为“西方法庭的傀儡”，尤其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菲律宾，对ICC的强硬姿态能收割民意支持；另一方面，马科斯团队也乐见德拉罗萨等杜特尔特亲信被司法问题牵制，从而削弱其女莎拉·杜特尔特在2028年大选中的竞争力。这种“借ICC之刀除政敌，又以主权之名阻其过快落下”的策略，堪称高风险平衡术。

德拉罗萨本人至今保持沉默，但其政治盟友已放出风声，指责ICC的行动是“美西方颠覆菲律宾的阴谋”。支持德拉罗萨的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数据对比：ICC对菲律宾禁毒战争穷追猛打，但对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滥杀事件始终回避调查。“难道亚洲人的命不如欧美值钱？”这类言论在菲民间颇有市场，甚至部分原本批评禁毒战争的人权人士也开始质疑ICC的公正性。

禁毒战争的阴影，仍是菲律宾社会难以愈合的伤疤。 官方统计显示，2016年至2022年有超过6000人在扫毒行动中死亡，但国际组织估计实际数字可能高达3万。支持德拉罗萨的群体坚持认为，铁腕手段让菲律宾犯罪率下降30%、毒品价格飙升400%，“拯救了无数家庭”；反对者则出示贫民窟中未成年遇害者的照片，控诉“以法治为名的屠杀”。这种民意撕裂，让德拉罗萨案超越了法律范畴，成为价值观对决的象征。

ICC的困境在于，其法律权威正被地缘政治悄然侵蚀。法院对德拉罗萨的追责逻辑看似牢固：菲律宾曾为《罗马规约》缔约国，即使退出后，ICC对任期内的罪行仍具管辖权。然而，当大国能凭借实力豁免追责，而小国官员却被迫“站上被告席”时，国际司法的公信力难免大打折扣。马尼拉大学一位国际法教授指出：“如果ICC无法对以色列官员执行逮捕令，又凭什么要求菲律宾束手就擒？”

贝萨明的声明，或许将成为国际司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它意味着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可能效仿菲律宾，通过国内法屏障抵消ICC的压力。而德拉罗萨案的最终走向，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更将决定国际刑事法院能否在强权政治的世界中守住最后的权威。眼下，球又回到了ICC的法庭——是坚持跨国追责，还是向主权现实妥协？海牙的法官们需要权衡的，早已不止是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