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和堂姐去二姑家拜年，回来时去小姑家，两人态度天差地别

1992年的大年初一，记忆里那天的风格外冷，吹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

我和弟弟缩在堂屋的火塘边，就着跳跃的橘红色火光，用筷子插着白面馒头，小心翼翼地烤着。馒头表皮渐渐变得金黄酥脆，散发出诱人的麦香。母亲坐在旁边，双手不停地穿梭，正给我织一件红色的毛衣，毛线团在她脚边轻轻滚动。自从爹去世后，娘肩上扛起了整个家，里里外外地忙，很少有这样安静闲适的时光，也就是春节这几天，她能稍微喘口气。

我刚把烤得焦香的馒头送到嘴边，屋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带进来一股冷风。来的是二伯家的堂姐，龚彩霞。她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围着大红色的毛线围巾，一进门就跺着脚哈气。

“彩云，别烤火了，走，咱们去给二姑拜年去！”堂姐嗓门亮，带着过年特有的兴奋劲儿。

一听是去给二姑拜年，我心里立刻涌起一股不情愿，手里的馒头好像也没那么香了。

老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这话放在我爹他们兄弟姐妹六个身上，再贴切不过。我爹是家里的老幺，上头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姑性子最敦厚，可惜嫁到了更深的大山里，人也走得早。二姑呢，是姐妹里最强势、最有主见的，嫁到了镇上，开了间小卖部，是姊妹几个里日子过得最红火的。小姑为人随和，心地善良，就嫁在邻村，离我们最近。

大伯为人圆滑，在村里当队长，说话办事一套一套的。二伯是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一辈子在工地上勤勤恳恳，靠力气吃饭。我爹是兄妹里最聪明的，念书最好，可惜命不长，是姊妹中走得最早的那个。

自从爹走后，我明显感觉二姑和我们家的关系淡了很多，走动也少了。大概觉得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没什么能帮衬她的了吧。

“姐，天太冷了，路又远，我就不去了吧。”我小声拒绝，往火塘边缩了缩。

堂姐却不管那么多，上来就拉我的胳膊：“一起去嘛！我一个人多没意思！路上还能说说话！”

母亲停下手里织毛衣的活儿，抬头看了看我们，温和地对我说：“彩云啊，要不你就跟你姐去吧。大过年的，给你姑拜个年，也是应该的，是礼数。” 说着，她放下毛衣针，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块用油纸包好的、黑红油亮的腊肉，递到我手里，“拿着，就算是孩子，也不能空手去亲戚家。”

我看着手里这块腊肉，心里更不是滋味了。爹去世后，家里欠了些债，每年养的年猪，大半都要卖掉还债，自家留下的不多，只有来重要客人或者过年时，娘才舍得切一点点。这块腊肉，在我们家算是顶好的东西了。

堂姐才不管我乐不乐意，风风火火地拉着我就出了门。她骑上二八杠的自行车，我抱着那块腊肉坐在后座上。寒风呼呼地刮着，我把脸埋在她后背的衣服里。二姑家在镇上，离我们村不算太远，骑自行车大概要四五十分钟。

到了二姑家，她家是临街的瓦房，看着就比我们村里的土坯房气派。二姑看见我们来了，脸上带着笑招呼我们进屋坐。堂姐嘴甜，赶紧把手里提的水果罐头和一封点心递上去：“二姑，给您拜年啦！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二姑接过东西，脸上的笑容更盛了，连声说：“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彩霞就是懂事！”

轮到我了，我有些局促地把怀里那块用油纸包着的腊肉递过去，小声说：“二姑，新年好。”

二姑接过腊肉，掂量了一下，解开油纸看了看，那笑容就淡了些，带着点嫌弃的口吻说：“彩云啊，下次来二姑家，可别再带这腊肉了。你看这黑乎乎的，烟熏火燎的，洗起来可费劲了，还废水。镇上用水可不像你们村里，方便着呢。”

我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低着头，声音更小了：“那……那一会儿我提回去好了。”

二姑一听，可能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又把腊肉随手放在旁边的柜子上，语气缓和了点：“算了算了，提都提来了，就放那儿吧。大老远拿来的。”

我们在二姑家堂屋里坐了大概半个时辰，炉子烧得不算旺，屋里有点冷清。二姑主要是跟堂姐说话，问她学习怎么样，二伯身体好不好。对我，就是偶尔问一句“你娘还好吧？”“弟弟学习跟得上不？”。坐了一会儿，二姑就说她等下还要去隔壁邻居家串门，让我们早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临走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块钱的纸币，给我和堂姐一人塞了一张，说是压岁钱。然后又拿出一个水壶，给堂姐灌了满满一壶自家酿的黄酒，说：“彩霞，带回去给你爸尝尝，咱自家酿的，醇着呢！” 说着，还用瓢舀了一点让堂姐当场尝尝。堂姐喝了一口，咂咂嘴：“真好喝，谢谢二姑！”

其实我看着那橙黄透亮的黄酒，喉咙也忍不住动了动，心里有点想尝一口。可二姑好像没看见我的眼神，直接把瓢收了回去，转头对我说道：“彩云啊，你爸不在了，你们孤儿寡母的，这黄酒就不给你们了。这酒后劲大，怕你们喝多了，出点啥事，我可担待不起。”

这话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我捏着手里那一块钱，没吭声。

回去的路上，风好像更冷了。堂姐骑着车，兴致还挺高，她拿出二姑给的那一块钱，对着光看，忽然“咦”了一声：“彩云，你看我这钱里，咋还卷着一张五块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张折叠好的一块钱，展开，里面空空如也，就是孤零零的一张绿色的一元纸币。

堂姐好奇地说：“你的呢？打开看看？”

我默默地把钱重新折好，放回口袋，低声说：“我……我的一样。”

堂姐也没多想，高兴地说：“正好，我想去买那个带蝴蝶的红头花很久了！这下钱够了！”

出了镇子，骑了没多远，堂姐又刹住了车，对我说：“彩云，走，咱们顺道去小姑家转转！”

我连忙摇头：“不行不行，我没带礼物了。” 那块腊肉还在二姑家柜子上放着呢。

堂姐却不在乎地说：“哎呀，小姑才不在乎这个呢！她家离咱们这么近，就去坐坐，说说话！”

我拗不过她，又被拉着去了邻村的小姑家。

刚到小姑家院子门口，小姑正端着盆子喂鸡，看见我们，脸上立刻笑开了花，把手里的盆子一放，就迎了上来：“哎呀！彩霞！彩云！你们俩咋来了！快，快进屋！外头冷！”

她拉着我们的手，手心温暖而粗糙。一进屋，就感觉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她家的火塘烧得旺旺的。小姑忙着抓瓜子、拿水果糖，一个劲儿往我们手里塞：“吃，快吃！别客气！”

看着快到中午了，小姑又系上围裙，张罗着要给我们做饭：“你们俩难得来，就在小姑这儿吃饭！我给你们炒鸡蛋，蒸腊肠！” 我和堂姐连忙说吃过了，可她根本不听，手脚麻利地开始忙活。

那天中午，在小姑热情的招呼下，我吃到了香喷喷的葱炒鸡蛋和油亮亮的蒸腊肠，就着暄软的白馒头，吃得特别香，最后都撑着了。小姑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不停地给我们夹菜。

临走时，小姑拿出一个盆子，里面是她早就卤好的鸡肉，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半，用油纸包好，塞到我们手里：“拿着，带回去给你娘和弟弟尝尝，我自家卤的，味儿还行！”

接着，她又抓了好几大把瓜子和水果糖，不由分说地塞满了我们俩衣服上的所有口袋，弄得口袋鼓鼓囊囊的，走路都哗啦响。小姑家并不富裕，姑父是普通农民，日子过得紧巴，但她给我们的东西，却像是把家里最好的都拿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我抱着那半只卤鸡，摸着口袋里满满的瓜子和糖，心里暖烘烘的，早先在二姑家受的那点委屈，早就被这浓浓的温情冲散了。

小姑虽然没二姑家有钱，住的也是普通的农房，但她的慷慨和热情，让她在精神上是那么的富有。从小到大，我们姐妹几个最爱去的，就是小姑家，那里永远有温暖的笑脸，有热乎乎的饭菜，有毫无保留的关爱。

长大后，我参加了工作，无论多忙，每年都会去看望小姑，陪她说说话，直到她几年前安详离世。

而二姑，后来偶尔见面，总会念叨几句，说我“没良心”，“长大了就忘了她这个姑”。我只是笑笑，不知该如何回应。童年的记忆或许琐碎，但那种被区别对待的感受，那种源自真心的温暖和掺杂着算计的疏离，像刻在年轮里的印记，清晰而深刻。它让我很早就懂得，衡量亲情厚薄的，从来不是物质的丰俭，而是那颗心是否真诚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