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开国上将的夫人，丈夫被判入狱18年后，她果断提出离婚

1969年深秋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的梧桐叶被霜打得卷起了边。军区司令部大院里，项辉芳匆匆锁好自行车，抱着一摞材料走进办公楼。门口执勤的战士向她敬礼，她微微颔首，没有一丝夫人派头。那一年，她的丈夫黄永胜风光正盛，却也是他人生分水岭的起点——此后局势急转直下，两人命运由此分岔。

项辉芳1918年出生在河北完县，家里穷得只有几亩薄地，但她死拧着要念书。保定女子师范读到三年级时，卢沟桥枪声炸响，她带头在街头募捐，口号喊得嘶哑。老师劝她：“女孩子别掺和。”她只回了四个字：“国难当头。”1937年底，她干脆扔下课本跟着八路军出发，翌年1月火线入党。

身体底子好，铅球扔得远，行军赶夜路不掉队，很快被派到完县16大队搞宣传，再调晋察冀做妇女工作。正是在第3分区，她认识了时任团参谋长的黄永胜。战火中的相识很简单：他扛着驳壳枪冲过来吼一句“机枪压制”，她提着药包往前跑。几次肩并肩救护伤员，两人都觉得对方可靠，便在敌机盘旋的山沟里把婚事定了。

抗战结束，夫妻双双奔赴东北。项辉芳继续管妇救会，也兼管后勤，夜里写材料，白天带伤病员。辽沈会战期间，孩子没人照看，她把五岁的长子寄养在老乡家三个月。有人说她“太拼”，她摆摆手：“打下天下才有孩儿的书念。”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南下。1950年，广州烈士陵园里新栽的木棉刚露红芽，她领命筹建“中南军区第一干部子弟学校”。学校主要收孤儿，早餐常常是稀饭配咸菜，她硬是想办法给每个孩子添了一片花生糕。副校长的级别够配吉普，她却坚持蹬自行车，广州市区来回二十公里，从不迟到。

1953年，她被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课余，她自费买来几何仪器，寄回广州让学生练习绘图。那时黄永胜已坐镇武汉，战友调侃他：“你家后院管得紧。”黄仅抿嘴笑。夫妻见面时间不多，情感却并未生疏。

60年代后期，形势飓风般翻卷。黄永胜被推到政治浪尖，一些老同志屡遭批判。项辉芳看在眼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1968年冬，她在走廊里遇到被批斗的老同事孙国富，衣衫褴褛。她递上一件旧棉大衣，低声说：“老孙，你放心，我去想办法。”短短一句，对方眼眶通红。

她接连写了三份报告，直言问题出在“路线偏差”，请上级为老同志澄清。有人提醒她“注意影响”，她一句话顶回去：“共产党人若只顾私情，那还叫什么党员？”当时的气氛下，此举等于顶风冒险，却没人能让她退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被隔离审查。外界猜测项辉芳难逃牵连，可组织对她的结论是“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很快恢复工作。有人不解，她只淡淡一句：“公是公，私是私。”

夫妻关系实际上早已裂痕遍布。那几年，她回想从前种种，夜不能寐。朋友悄声问她：“还等吗？”她摇头：“18年的徒刑，距离太长，我不能把余生耗在悔恨里。”1981年，黄永胜被判刑18年，判决书送到她手上，她在离婚协议上干脆利落地签了名，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1983年，消息传来：黄永胜在青岛病逝。她没有再去探视，只托人带去一束白菊和一句话：“战场并肩，是缘；道路分歧，各安天命。”外人听来冷峻，她却只是遵循内心的边界。

离婚后，她留在北京，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等职一一干过，仍旧骑那辆老飞鸽。每逢清明，她会把从前烈士子弟的来信整整齐齐归档，说一句“孩子们都成家了，我放心”。2003年，风烛残年，她在301医院平静离世，留下的遗物只有几件旧制服和一本工作笔记。

项辉芳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分明的底线：信仰不可动摇，公义不容让步。丈夫跌落，她挺直了腰；风浪逼近，她守住了心。有人评价她“清白自守”，或许还有另一重意味——那份宁折不弯的倔强，是时代波涛中少见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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