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潘朔端率部起义，伟人盛赞道：这是东北战场第一个大胜利

1945年12月，长春的寒风已经刮破了行囊，滇军第184师却刚踏上这片陌生土地。列车还没完全停稳，潘朔端就被告知：师部落脚海城，任务是“保卫东北”。一句轻描淡写的命令，背后却是蒋介石打内战、借外省部队消耗异己的如意算盘。潘朔端看着手里那份电令，心里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抗战刚结束，枪口竟又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从云南讲武堂到黄埔军校，潘朔端一路摸爬滚打，靠的是刀刃上舔血的狠劲。台儿庄、禹王山，他领着滇军硬撼日军，付出巨大牺牲才守住阵地。遗憾的是，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回味，184师就被打包北上，编进“东北挺进先头部队”的行列。外界只看到这一师“全副美械”，却不知道背后的供给、补充、伤亡抚恤层层被克扣——滇军始终是中央军体系里的“外姓人”。

有意思的是，刚到海城，潘朔端就察觉到身边出现了一批三青团和军统派来的“监军”。这些人自诩是中央代表，却不问部下冷暖，只盯着言行。潘朔端暗自记下：要打仗可以，谁敢在背后捅刀子就别怪自己无情。

时间步入1946年春，解放军辽东纵队在本溪、锦州一线动作频繁，184师被扔到最前沿。缺口粮、缺棉衣，还要硬顶炮火；反观后方，熊式辉等“东北行辕”大员忙着划地盘、评战功。潘朔端的副官悄声说：“师座，再这么打下去，弟兄们还剩多少？”他沉默良久，只留一句：“先稳住阵脚，再作打算。”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滇军血拼、中央军得利，各省杂牌互相消耗，最后听话的才有活路。然而潘朔端心里明白，184师若真被榨干，只能做一次性的炮灰。更糟的是，美械装备在补给线被截留，弹药到前线时已所剩无几。此消彼长，形势正快速向解放军倾斜。

4月中旬，一纸电报如同雪上加霜。熊式辉斥责184师“作战消极”，要求立即反攻辽阳。潘朔端攥紧电报，眉头死死锁住。参谋长马逸飞低声提醒：“再拖也不是办法，弟兄们盼个明路。”潘朔端只回一句：“夜深了，先去休息。”深夜，他却独坐油灯下，在地图上圈圈点点，直到灯芯烧尽。

起义的念头并非一夜成形。台儿庄浴血、禹王山坚守，那些战友倒在尸山血海，换来民族存亡的关键一刻。如今若继续听命内战，不仅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也违背了军人的骨气。潘朔端暗下决心：要为184师寻一条生路，更要为滇军讨回尊严。

5月初，他开始悄悄调换班排长，先把军统眼线分批支走，再将忠于自己的老兵集中到师部周围。副师长郑祖志、马逸飞分头深入营连做思想工作。“师长，兄弟们都在等一个交代！”郑祖志的一句话，让潘朔端意识到时机近了。为防夜长梦多，他决定赌上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潘朔端与解放军辽东纵队的接触极为谨慎：不留纸条、不用电台，只靠马逸飞面对面传口信。双方达成三条原则：起义当夜务必控制师部；严禁抢掠百姓；整建制保留武器入编。细节推演数次，连哨兵交接口令都换成暗语，可谓步步为营。

1946年5月30日凌晨，海城上空雷雨未歇。两发信号弹划破夜色，184师卫队迅速包围师部大楼，一小时内扣押了数十名顽固军官。天亮时分，全师官兵集合完毕，潘朔端登上卡车车厢，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为内战卖命！”数千支步枪同时竖起，宣誓声压过了初夏的雷鸣。

消息传到沈阳，熊式辉暴跳如雷；而在延安，毛泽东接过电报后放下烟斗，对身旁工作人员说道：“这是东北战场第一件大好事！”短短一句评价，既是肯定，也是鼓励。184师随即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潘朔端任军长，番号虽变，滇军的脊梁却挺得更直了。

从此之后，东北战场的天平明显倾斜。184师熟练的炮兵和工兵加入辽东纵队，有效弥补了解放军在重火力上的短板；同时，他们对国民党作战方式的了解，为解放军制定针对性战术提供了重要参考。半年不到，南满多条铁路线被切断，锦州外围国民党部队再难形成合围。

人们常说战争无情，然而士兵终究是有血有肉的人。潘朔端起义的决定，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对滇军多年屈辱的一次反击，对民族大义的一次回归。假如当年那份电报被送达得更晚一刻，也许184师会在辽阳血战到底；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选择与担当。

起义之后，潘朔端很少谈及个人荣辱。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军人一生，不求封侯，只求对得起良心。”这句平实的话，既是对过去的交代，也为无数在风雨岁月里挣扎的基层官兵立下了标尺。

东北硝烟终将散去，可那场骤雨之夜的呐喊，依旧清晰——它见证了滇军从边缘走向中心，也见证了一个老牌将领在关键抉择中的清醒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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