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5次请他当省长，他衣锦还乡遇打劫，开箱后众土匪下跪送别

1931年初冬，杭州城的夜色来得比往常更早，路灯才亮，西子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就在当晚，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递交了辞呈，这纸薄薄的公文像一粒石子落进深井，激起的涟漪却震得南京那边的电话响个不停。蒋介石听完秘书报告，只冷冷吐出四个字：“他要走？”声音虽轻，却压得屋里人都不敢抬头。

追溯到三年前，同样是寒风凛冽的时节，蒋介石第五次向张难先发出任命电令。前四次，张难先都婉言谢绝，他清楚：浙江是蒋氏嫡系与地方绅豪盘根错节之地，任何清官落脚，都会像一只白鹭误入草莽。可第五份电报措辞极硬，“限三日到职”，外加一句“国家多艰”，再推就成了公开对抗。张难先沉吟良久，把手里的信纸折成四方，放进衣内暗袋，提笔写了“遵令赴任”四字。

抵杭第一周，他就掀了桌子。省库账目层层掩盖的亏空，被他一页页撕开；盐务、土木、教育三路稽核组同时出动，半年里摘掉一百六十个闲缺。有人暗示他“适可而止”，他只笑：“钱是老百姓的，不是少帅的。”夜里批公文，他偶尔自言自语，“若怕树倒猢狲散，当初何必来此地。”那种不近人情的倔劲儿，在衙门里传着，“张青天”三个字不胫而走。

有意思的是，他从不占公家便宜。住处挑了旧巡捕房改的两层小楼，自备油灯，水电费自付。某次内务科呈上十几张招待单，都是蒋介石返乡时留下的支出，张难先圈了大红框，写下“应由当事人自理”。十二月下旬，蒋介石回溪口探母，张难先当众递上这叠单据。短短十秒，场面尴尬得针掉可闻。蒋介石的侍卫长眼疾手快，笑呵呵接过：“张主席精明，会计规矩大。”话音落，众人陪笑散场；但紧接着，一道密令悄悄飞往宋美龄办公室。

调查持续了三个月，最终只查到张难先一箱旧书、一支钢笔、一把折扇。宋美龄摇头，“无趣”，调查就此作罢。张难先心知肚明：这局棋已下到死角，是留是走只剩自己抉择。次日，他把辞呈拍在办公桌上，翻身上车离杭。街口聚了不少百姓，夹道相送，没有锣鼓，只有一句句“张青天，慢走”。那一刻，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喟叹：清名原来比官帽更重。

返乡途中，他借道皖南。天刚蒙蒙亮，山道雾气翻涌，忽然几声口哨，土匪拦路。领头的刀疤汉子上下打量，嘿嘿一笑：“听说张清官今日经过，兄弟们想验验真假。”车队被逼停，他只淡淡回一句：“要看箱子可以，但开过后，诸位得守规矩。”刀疤汉子点头，“成，若真干净，我跪送你出山。”一句话，山风里透出古怪的郑重。

木箱当场撬开。里面摞着十几本《礼记》《春秋左氏》，外加两套洗得发白的官服。刀疤汉子怔了几秒，把刀往地上一扔，扑通跪下：“清官当道，兄弟们没脸抢。”身后匪众也跟着跪倒，山谷回声杂乱却真诚。张难先阖上箱盖，抬手示意车队前行，没有多余的话。有人事后追问那段细节，他只轻描淡写一句：“我身上值钱的，只有书香。”短短八字，倒像一封见证时代黑白的讣告。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难先北上武汉，出任“劝募委员会”主任。一张口就能筹来万千银元，却仍住在简陋的二层小楼。有些新派青年不解：“张老，您都七十多岁了，还如此拼？”他微微一笑，“国若不存，个人清名算什么。”话语挺直，掷地有声。

1949年春，平津局势明朗，武汉筹备和平解放。张难先主动穿梭于国共之间，劝说守城将领放下成见。有人讽他“吃里扒外”，他摇头道：“只望城不毁、人不亡。”同年九月，他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他那件旧长衫比军装更显眼，却没人觉得突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把个人得失早抛在脑后。

1968年，94岁的张难先病逝于北京医院。遗物点交时，依旧只有几本线装古籍、数件泛黄寒衣。工作人员讨论良久，决定将那口旧木箱送往湖北仙桃，放进乡贤陈列室。箱盖合上，发出低沉一声，像为半个世纪的清廉作结。

回看张难先的一生，职务并不算最高，名气也敌不过那些镁光灯下的枭雄，可偏偏是这样的人物，撑起了时代的另一面：不被权势吞噬，不向金钱低头，甚至敢让最高领袖当众还账。历史记住的，往往就是这股不肯弯腰的劲头。它或许无法逆转山河，但能让后来人相信——官场并非必然浑浊，总有人拎着一盏灯，照见清白二字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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