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女汉奸川岛芳子穿浅蓝色睡衣被捕，铐上那刻面露恐惧

1945 年 8 月 14 日深夜，北京空气里飘着烧煤的呛味，街口巡逻的宪兵还不知道天亮后会发生什么。几条胡同外，一座带灰色影壁的宅院灯火未熄，川岛芳子靠在收音机旁，手指不停敲桌面。她听不懂天皇那段生硬的“终战诏书”，却能听出语气里的颓败。消息传遍北平，她一下子瘫在藤椅上——日本完了，自己也完了。

这名女人出身爱新觉罗，却拿着日本护照。父亲是肃亲王善耆，走投无路时把十四格格显叇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养女，改名“芳子”。自此，一条畸形道路铺就：满清贵女、日籍间谍、伪满“建国”功臣，全让她一身扛。野性、傲气、机敏，无一与传统闺秀相符，也难怪多年后国人提到她只有两个字——可恨。

时钟拨回 1928 年春。上海法租界的舞厅霓虹闪烁，川岛芳子和日军少佐田中隆吉谈笑风生。几杯洋酒下肚，她报出密函价格，对方笑着点头。那一夜的交易，让日本陆军确信：这个格格不仅胆大，还敢要价。此后上海、奉天、天津，她像不夜城里的幽灵，掏走东北军机要，偷听张学良府上动静，甚至把“老虎”徐达章的行踪卖给关东军。

1931 年，“九一八”炮声震天。关东军要把溥仪弄回东北，几条路子都行不通，最后想到川岛芳子——同族身份是天然掩护。于是她换上旗袍，戴珍珠耳环，进入天津静园。几天后，一口黑漆棺材从侧门抬出，里面躺的不是尸体，而是婉容皇后。护送车队一路绿灯，到旅顺时已天光微亮。日本人称这招“丽人计”，她得意得很，收下婉容送的翡翠耳坠，日后逢人就炫耀。

有意思的是，川岛芳子并非只会斡旋。1933 年热河战役，她摇身一变成了“安国军”司令金壁辉，腰间挎枪，胸口别匕首，带三千散兵游勇给关东军当先锋。她夸口：“我最懂中国人，顺我者昌。”结果攻到朝阳，部队刚挨炮火就溃散，日军参谋长小矶国昭面色铁青，暗骂“花拳绣腿”。可即便如此，她依旧嚣张，因为只要日本机器运转，她就还有功劳簿。

战争往往反噬帮凶。1944 年后，日本节节败退，物资紧缺。“安国军”薪饷缩水，她靠贩卖鸦片、私吞军费维持体面。部下怨声载道，外界更是痛骂不绝。那年冬天，她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带来几个皮箱，说是衣物，其实塞满金条——准备形势不妙就潜逃。

时间跳到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民党“双十节”。清晨 8 点，马汉三率宪兵包围东四九条 34 号。房门被撞开，川岛芳子从床上惊坐起。浅蓝色睡衣半旧，肥皂味混着冷汗味。宪兵押她出门，她嘴里还嘟囔：“日本不会输，日本怎么会输……”手铐扣紧那瞬间，她脸色煞白，眼神像被捏碎的玻璃。随行秘书小方八郎递上外套，她却不敢伸手，怕被认作挣扎。

押往北新桥炮局子胡同的日军旧监狱时，她试探问看守：“可以照镜子吗？”没人理会。三平方米单间，墙面渗水，她裹着毯子发抖，第一次品到彻底的孤立无援。国民党官场贪腐成性，外界传闻“金罗汉贿马案”甚嚣尘上。确实有人送来 18 尊鎏金罗汉，想换她自由。马汉三见金眼开，半夜派人放人，一度让她逃回家中。可好景只有三天，戴笠飞抵北平，暴怒下令：“再漏一次，全体枪毙！”

再度被捕，她不服，拼命给养父川岛浪速写信，“请证明我是日本人”。川岛浪速已八十多岁，正忙着迁往佐世保避难，根本无意管她。日本外务省收到求助电报时，东京街头还在拾废墟，谁肯为一个过气间谍出头？她想改年龄，又想伪造出生地，全被法院一一驳回。

1947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11 点，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堂坐满旁听者。审判长吴盛涵宣布罪状：策动“一二八”、参与“安国军”屠村、协助成立伪满……川岛芳子坐在被告席，头发斑白，嘴角抽搐。宣判完，她突然大喊：“我是日本人！”审判长冷冷抬头：“金壁辉，中国籍，罪无可恕。”一句话，锤音落地。

临刑前，她提了一个小要求——穿男装赴死。狱方同意。1948 年 3 月的北平，风仍凛冽。行刑队在西直门外就位，她脚步僵硬，军装纽扣扣得歪斜。枪声响起，尘土飞扬。现场记录里写道：无遗言，面色灰白。曾经耀武扬威的“东方谍雄”，最终用寂静谢幕。

梳理川岛芳子的一生，线索颇多，核心却只有“背叛”二字：背叛族群，背叛土地，也背叛了自己。对清室的复辟幻想，使她主动依附日本；对权势的痴迷，又让她在上海、东北频频用血腥铺路。日本帝国崩溃后，她四处乞怜，却再无靠山。所谓报应，不过是历史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川岛芳子曾与妹妹显琦有过一次著名对话。那时她刚被放出，急匆匆想逃：“跟我走，日本还会东山再起。”显琦摇头：“我没害过同胞，我不走。”一句平淡的拒绝，把姐妹俩截然分开。做汉奸与不做汉奸，仅一步之遥，却是生死之别、名节之别。显琦后半生在北京当起小学教师，过得清淡，却被邻居尊称“格格”，对比之下更显川岛芳子的荒诞。

再看川岛浪速。当年他用几句“武士道”就把一个清宫少女塑造成日本间谍，自己却在战后声明：“我从未教她做危害中国之事。”这种推脱，恰好暴露军国主义者惯常的冷漠：工具坏了，就换一把；至于被损坏的土地和生命，无所谓。

川岛芳子案有几个细节值得记住。其一，她在法庭上辩称“九一八”时未成年，结果被家谱打脸。其二，她企图走李香兰的路子，却忽略李香兰本就是日籍，法律逻辑完全不同。其三，她曾向看守吹嘘：“若生在战国，一定当女上将。”可惜时代并不眷顾狂人，战争机器停摆后，她连最基本的国籍都证明不了。

到头来，枪决并非最重的惩罚。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而言，最痛苦的，是发现过去二十年费尽心机，换来的仅是一行判决书。她曾相信：“只要日本不败，我就不会败。”然而历史的车轮压过来，没有例外。正因为如此，川岛芳子在被铐上的那一刻才流露出真正的恐惧——那不是怕死，而是终于意识到，再无人为她撑腰。

汉奸的终局往往如此。国破、家败、身败名裂，一样不落。几十年后，人们谈起那段往事，总会提到浅蓝色睡衣、颤抖手铐、惨白脸孔。这些细节让历史不再抽象，让背叛者的落幕具象而冷硬。至此，川岛芳子的人生已被钉入耻辱榜，无法翻篇，也不该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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