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重兵的人,往往忌惮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蒋介石对周恩来的顾虑,恰恰藏在自己最倚重的黄埔嫡系里。
1924年11月,26岁的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此之前,这个部门基本是个空架子,学生们的政治教育形同虚设。他一到任就彻底整顿,照着苏联红军的模式设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挑了杨其纲、李汉藩这些靠谱的人打理事务,把政治训练、党务和宣传工作理顺。更关键的是他重订了政治教育计划,一口气开了26门课,既有《社会科学概论》这样的理论课,也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这样的实践课,还请来恽代英、张秋人这些有学识又接地气的学者授课。周恩来自己也常讲课,他从不说空洞的大道理,总能把革命理念融进实际案例里,学生们听得入心,私下里都叫他“周先生”,愿意跟他交心。
为了把革命思想传开,周恩来先组织了秘密的“火星社”,团结进步学生,之后又以此为基础,在1925年2月1日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来了2000多各军校的学生,不到半年时间,会员就突破两万,机关刊物《中国军人》发行量冲到5万份,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里,到处都是青军会的人。这些人跟着周恩来学革命道理,认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对周恩来的信服,甚至超过了对蒋介石的敬畏。
两次东征彻底把这种信服变成了实打实的影响力。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随军负责政治工作,黄埔校军里的共产党员冲在最前面,曹渊当时是连长,率部猛攻敌军主力,打得英勇又顽强,还受到廖仲恺的公开表扬。周恩来还派共产党员到东江各县建立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前线,让士兵们亲眼看到“革命是为了民众”。第二次东征,周恩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组织了237人的宣传队,队员里有会说粤语、客家话的,专门跟当地百姓沟通,发了173万份传单,做了上千次讲演。惠州战役中,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城池久攻不下,是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爬城墙、炸碉堡,硬生生撕开了缺口,连苏联顾问都赞叹“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
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出任东江25个县的行政委员,这是中共首次在地方行政中掌权。他解散鱼肉百姓的旧议会,废除苛捐杂税,还撤换了贪污腐败的揭阳县长曾靖圣,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也让黄埔学生们更坚信周恩来倡导的革命道路是对的。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已经被这种思想渗透——三个师的党代表我党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占了七个,营以下军官里,共产党员和青军会成员占了三分之一还多,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却心向周恩来。
随着影响力扩大,国民党右派坐不住了,1925年12月29日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专门跟青军会对着干,摩擦不断。1925年11月,蒋介石在东征途中找到周恩来,直接要求他交出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想把这些人清理出去。周恩来当场拒绝,直言“这事关乎两党合作,我得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没有丝毫退让。蒋介石心里憋着气,却不敢硬来——他清楚,这些共产党员和青军会成员,都是第一军的中坚力量,真要是逼急了,他们敢跟着周恩来反水,到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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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借着“可疑军舰异动”的由头,下令扣押中山舰,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刻赶到蒋介石的临时指挥所质问,结果被软禁在造币厂,带去的卫兵也被缴了械。他在软禁中直接打通电话,对着蒋介石直言“你这是制造分裂,扣押共产党员,就不怕部队人心浮动?”。蒋介石当时确实慌了——第一军里不少军官已经在私下串联,有人甚至放话“要是周先生出事,我们就不干了”。权衡再三,他不敢把事做绝,第二天就下令释放了周恩来,还假意道歉说“是误会”。
之后,中共中央采取妥协政策,让2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周恩来也辞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但蒋介石心里清楚,这些人的心思没变,他们对周恩来的认同还在,只要周恩来还在,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有“反水”的风险。他不是不想动周恩来,而是真的不敢——兵权再硬,也架不住人心背离,要是亲手逼反了自己的黄埔嫡系,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人心从来不是靠强权就能掌控的,周恩来在黄埔种下的革命种子,成了蒋介石最忌惮的“软肋”。你觉得,要是蒋介石真的动了周恩来,他的黄埔嫡系会真的反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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