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迫人工流产后，得知是男孩，对着医生哭喊：还我儿子

1943年12月的延安，下了一夜大雪。天刚蒙蒙亮，中央医院的窑洞灯火通明，医护人员临时接到加急通知：江青高烧不退，必须立即终止妊娠。气温零下十度，走廊尽头隐约传来咳嗽声，那声音夹着血丝，很快就被风卷走了。

对江青来说，这个孩子来得并不容易。自1940年生下李讷后，她的身体一直不好，肺结核反复发作，医生多次劝告“再怀孕就有生命危险”。可战事紧张，医疗短缺，哪有精细调养的条件？江青仍抱着希冀：也许能给毛泽东再添一个儿子。毛家孩子太少活下来，连毛泽东自己也无奈，“十个孩子，散的散，亡的亡”。

丁兰被推到手术台前，这位在上海受过系统训练的妇产科医生，心里打鼓却不敢乱。简陋的无影灯下，她迅速做出判断：患者高热，肺部罗音明显，胎心已受压，再拖就是两条命的险局。江青用力抓住她的袖口，声音嘶哑：“你们一定要让我活下去。”一句话，把身旁的小护士吓得直抹眼泪。

麻醉起效。手术只持续二十多分钟，娩出一个不足七月的男胎。丁兰愣了几秒，随后把小小的遗体放进消毒盘，盘底薄薄裹着棉布，没来得及暖。推门那刻，她与助产士互望一眼，都没开口。外头的雪光照在金属盘上，刺得人心颤。

傍晚江青苏醒，见护士端着托盘进来，随口问了句“是男是女？”没人回话，空气瞬间冷硬。终于有人挤出两字：“男孩。”下一秒，江青失控般坐起，声音撕裂：“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哭喊在窑洞里来回撞壁，把门外站班的警卫都惊住。

值班医生赶紧通知枣园的卫士。毛泽东深夜赶到医院，棉衣上还带着雪。他走进病房，没先说话，只拉过椅子坐在床边。江青泪未干，盯着他，“我这辈子怕是再生不了了。”毛泽东握住她的手：“孩子没了，你要紧。身体好了，革命也需要你。”声音不高，却压得住场。护士记得，那晚窑洞灯熄得很晚，风吹进缝隙，油灯火苗一抖一抖。

接下来一个月，医院抽调十几名医师轮班守护。青霉素稀缺，只能靠针吸、冰敷、柴胡汤把温度往下压。半夜江青咳嗽，丁兰守在旁边，常用毛巾蘸凉水覆在她额头。三个星期后，体温终于降到三十七度以下，全院松了口气。

有意思的是，那年的延安并不只有哀情。李讷在枣园蹦蹦跳跳，背诗唱段，常把雪团砸向父亲的臃肿棉靴。毛泽东批完文件，顺手把女儿举得老高：“小伢子，念两句《甘露寺》来听听。”四周是昏暗的煤油灯，笑声却不小。生活再艰，也得让孩子笑出声，这大概是那位父亲最质朴的心思。

然而毛家孩子的生死簿上，悲剧一页接一页。江西失散的小毛毛、莫斯科夭折的婴儿、长征途中寄养而不知去向的兄妹……每翻一条记录，都是战火里无法弥补的缺口。陆续传来的噩耗，让“多子多福”在这个家庭成了奢侈概念。江青得知男胎夭折后那声“儿子”，听来刺耳，却也是一位母亲的本能呐喊。

外界常说延安艰苦，却很少体会医生的难。中央医院只有三张产床，两支止血钳。冬季输液管常被冻脆，只能放在热水里烫柔再用。丁兰守夜经常打瞌睡，手都捂在棉帽里，怕值班钟一响拔不出手。她后来回忆：“那时最怕听见枪响和啼哭，前者是伤员，后者可能是夭折。”一句半玩笑，道出医护的隐秘焦虑。

1944年春，江青咳血明显减少，能下地慢慢走动。她偶尔向窗外看，小院杏花开了几朵，落在雪泥里。又过几月，抗战进入战略反攻，枣园更加忙碌，毛泽东外出频繁。江青抱着李讷，在窑洞门口目送。一大一小裹着羊皮袄，在风里站成剪影，像刻在黄土地上的素描，沉默又倔强。

那段时间的私人信件不多，但仍保留一封：毛泽东写给毛岸青，“母亲康复，娃娃平安，勿念。”短短十来字，既是报平安，也是自我宽慰。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望向案头那株野菊——两个月前插上，如今花瓣干枯，梗却还挺。没人说话，他轻轻把花推到一边，打开书页继续批注。

江青的人工流产，成了毛家失子史中的一个节点。它不是最惨烈的，却格外刺目：战火夺走幼童可以归咎敌寇，疾病逼走未出世的生命，这份痛却无可推诿。生命在手术刀下消散，留下的只是一句“健康要紧”。也正因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的炮响传到延安时，医院里许多人掉泪。大家明白，不必再一次次把孩子交给命运裁决，这才是最大的安慰。

丁兰后来参与接生过许多延安婴儿。她年老时提及这桩往事，只叹一句：“没法子。”言简意赅，却让听者沉默很久。战时医者，不敢多情，也不能多情。救得下一条算一条，救不下的，只能锁进记忆。

江青最终活了下来，李讷也顺利长大。历史簿册翻过去，人工流产一事被无声夹在卷宗深处。雪停了，土路依旧坑洼，可人终要往前走。那一声“还我儿子”，随风散在塬上，再没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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