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最后遗言仍系他人，逝世后邓颖超轻轻一吻，毛主席失声痛哭

1976年1月7日深夜，零下九度的寒风在北京医院窗外呼啸，病房里却只能听见输液滴落的细碎声。周恩来睁开眼，费力地辨认站在床前的吴阶平，“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同志。”声音轻得像窗纸，一句关怀，竟成了他对医护人员的最后吩咐。

凌晨两点，秘书赵炜被叫醒。周恩来在微弱灯光下示意拿起电话，催促道：“务必通知罗青长，越快越好。”十小时后，罗青长赶到。高烧三十八度七，周恩来仍然撑起身子，低声询问台湾动向以及几位在台老朋友的近况。谈了不足二十分钟，他已大汗淋漓，却仍坚持补上一句：“青长同志，劳你费心。”短短数语，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排在最后，这便是他弥留之际的“最后遗言”。

说到周恩来的毅力，医务组最先想到的是那碗红烧鱼翅。1975年10月，他被护士许奉生一勺饭一勺鱼翅地喂食，八口饭整整吞了三十分钟。护士心疼地提醒：“总理，真咽不下就停一口吧。”他摇头道：“能多吃一点，就多留一点力气干活。”满头大汗，却不肯放弃。

再往前推。1975年7月，北戴河行前的朱德曾受他邀请来医院。为不让老战友惊讶，周恩来特意脱掉病号服，认真梳理头发，两位并肩坐了二十来分钟。朱德起身时，周恩来执意将他送到门口，目送汽车远去。那一次握手，竟成永别。

同年9月底，癌细胞扩散，全身疼痛袭来时，他常紧握医护人员的手，一声不吭。有人劝他喊出来，他微微摇头，“喊了也没用，不如省口气。”这句话在场人谁也接不下去，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就在那样的煎熬里，他又签下数十份文件，一张张批注依然字迹端正。

邓颖超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留给了病房。每天，她替总理阅读《人民日报》，阅读时偶尔停顿，生怕自己哽咽。一次，周恩来忽然对窗外发呆，半晌才说：“大姐，你将来要多照拂这些孩子。”邓颖超点头，没有出声。那一刻，她心里明白，总理在交班，不是在叮咛。

叶剑英与邓小平来得极频繁。叶帅几乎天天坐在床前，记录总理的指示；邓小平有时半夜赶来，只为一句“情况这样处理可以吗”。最令在场人难忘的是手术室门口的场景——担架刚停下，周恩来攥住邓小平的手，用尽力气一字一顿：“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众人屏息，这个赞许分量沉甸甸。

时间到了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心电图的波形忽然拉成直线。吴阶平宣布：“抢救无效。”话音未落，病房内哭声此起彼伏。邓颖超俯身吻了下周恩来的额头，颤声唤道：“恩来……”那轻轻一吻，像一段历程的句号，又像新的痛楚的开始。

消息用最快速度传到中南海。工作人员推门而入时，毛泽东正侧卧听文件。张耀祠低声禀报：“总理走了。”毛泽东怔住，好半天没有一句完整的话，只重复两遍：“走了，他也走了。”随后掩面痛哭，肩膀剧烈抖动，旁人不敢多言。

朱德得讯较晚。1月8日晚广播播出讣告，他呆坐原处，泪水无声滑落。第二天的寒风中，九十岁的他坚持前往北京医院。对着覆盖着党旗的遗体，老帅抬手敬了一个颤抖的军礼。人退后一步，几乎站立不稳，仍低声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陪同人员鼻子发酸，却无人接口。

追悼会日期确定，领导人商议时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李先念直言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会议最终决定：追悼会照开，遗体告别照常。但骨灰遵从本人安排，撒向祖国大地。华北的风带走白色花瓣，送别这位把一生奉献给国家的总理。

邓颖超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托人从广州空运一圈鲜花放在灵堂。工作人员劝她多歇一会，她只说：“这是我的工资，我愿意用在他身上。”简单一句，听得人心口发闷。

周恩来把最后的目光留给工作，把最后的力气留给战友，也把最后的思念留给了人民。许多人在那年冬天第一次懂得，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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