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1971年那会儿,全中国最火的那个“喜儿”,那个银幕上受尽旧社会苦楚、代表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姑娘,在现实里,却是个被划进“出身不好”圈子的人。
这事儿听着就拧巴,但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主角叫石钟琴。
故事得从11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上海说起。
那时候,刚成立的上海市舞蹈学校在石门一路的一栋小洋楼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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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对弄堂里那些爱蹦爱跳的孩子来说,跟圣地没什么两样。
石钟琴家就住在这洋楼不远处的石库门里,直线距离也就一百来步。
这姑娘,天生就是跳舞的料,一听到收音机里放音乐,脚底下就跟抹了油似的,根本站不住。
弄堂里的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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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消息一出来,石钟琴的心就野了,天天扒着窗户往那栋小洋楼瞅。
可问题是,人家招生是定向的,老师们早就去各个重点小学、少年宫把那些个头、长相、身材比例都顶尖的“好苗子”给挑走了,直接推荐过来考试。
石钟琴一个普通中学的初三学生,连个名都报不上,人家根本不看你。
这下可好,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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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石钟琴魂不守舍,上课老师讲什么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她天天盼着招生老师能“瞎猫碰上死耗子”,摸到她们学校来,可一天天过去,连个影儿都没有。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黄了,她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
她一咬牙,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胆子大破天的决定:自己找上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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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十五岁、个子高高、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姑娘一个人闯进招生办公室时,几个正在忙活的老师都愣住了。
他们打量着石钟琴,那笔直修长的腿,那纤细的脖子,那股子说不出来的灵气,简直就是教科书里的芭蕾胚子。
老师们当场就动了心,破例给她仔仔细细地测了一遍。
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惊了:这身体条件,柔韧性、弹跳力、身材比例,完美得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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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把所有人都难住了:她十五岁了。
跳芭蕾,行话叫“吃青春饭”,九岁、十岁是黄金入门期。
十五岁才开始学,骨骼基本都定型了,吃得苦要比别人多好几倍。
更现实的是,学校是七年制,等她毕业就二十二了,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舞台生命一共也就那么十几年,这不等于刚出师就快要退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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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她,风险太大;不收吧,这么好的苗子,扔了实在太可惜,老师们看着都心疼。
最后,老师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让她先回家“等通知”。
这三个字,对石钟琴来说,比直接拒绝还折磨人。
半个月后,她听说舞校已经开学了,每天路过都能听见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钢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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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蒙着被子哭了不知多少回,这事儿她没敢跟家里说,怕妈担心。
就在她以为这辈子跟跳舞彻底没缘分了的时候,一个月后的一天,班主任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封信。
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石钟琴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她以为自己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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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抓着信就往家跑,那一天,她感觉自己脚下踩的不是马路,是云彩。
进了舞校,石钟琴才知道,以前在弄堂里瞎蹦跶跟真正的芭蕾训练,完全是两码事。
洋楼里的浪漫背后,是日复一日、近乎残酷的折磨。
每天就是把杆、下腰、压腿、旋转、跳跃,这些动作单调得让人想吐,身体上的疼更是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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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开胯压腿,老师会用全身的力气往下压,那感觉就像骨头要被生生掰断一样,疼得人直冒冷汗。
教她的是舞蹈界出了名严格的胡蓉蓉老师。
胡老师眼毒,任何一个手位不对、脚尖没绷直,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批评都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点情面不留,有时候还会被罚一个人站在教室中间,把错的动作重复做几十遍,直到标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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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羞愧和委屈,混着汗水,把石钟琴的脸憋得通红。
可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她比谁都清楚,自己年纪大,底子薄,不拼命,就什么都不是。
她成了全校最刻苦的学生。
每天下课,别人都跑去吃饭休息了,她还在练功房里“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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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练完,身上的练功服都能拧出水来,汗水在地板上汪成一小片。
就这样,她把六年当十年用,毕业时,她已经是上海芭蕾舞团里业务最扎实的演员之一。
可就在她摩拳擦掌,准备在舞台上大干一场的时候,那个特殊的年代来了。
命运,又一次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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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排演革命样板戏是头等大事,上海芭蕾舞团接到的任务就是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
按业务能力,石钟琴绝对是演主角“喜儿”的不二人选,她的技术在团里数一数二。
可一份档案,就像一座大山,把她压得死死的。
就因为祖父和父亲在解放前开过一家小西药房,算“资产阶级”,她就被打上了“出身不好”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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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这意味着她被剥夺了演主角的资格。
最后,她被分到了群舞队,在《红樱枪》那一场里,当一个连脸都看不清的背景。
这个落差太大了,她想不通,自己流了那么多汗,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就因为一个自己根本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就被全盘否定?
那段时间,她经常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练功房里,抱着那双磨破了的足尖鞋,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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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石钟琴这人,骨子里就有股犟劲。
她觉得,只要还能站在舞台上,主角和群舞,都得用一百分的力气去跳。
她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化成了练功的劲头。
别人练一遍,她就练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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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努力,领导和同事都看在眼里。
机会,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由于演出任务多,A角演员有时候需要休息,团里就安排石钟琴在第四场“深山遇险”里,跳一段两分钟的独舞,也就是喜儿从人变成“白毛女”后的一段内心挣扎。
在整出舞剧里,这两分钟不起眼,对石-钟琴来说,却是她当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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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两分钟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来做。
她疯了一样地啃剧本,对着镜子,一遍遍揣摩喜儿那种绝望、恐惧又带着不屈的眼神。
为了找到在雪地里挣扎的感觉,她就光着脚在冰冷的地板上旋转、跳跃。
脚尖磨破了,起了血泡,她就用针挑破,裹上布,接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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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她穿着灰色的破烂衣服上台,跳起那段独舞时,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那已经不是简单的舞蹈动作,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在舞台上呐喊。
她的每一个旋转都带着挣扎,每一个跳跃都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
那两分钟,她不是在跳舞,她就是那个被逼上绝山、在风雪中求生的“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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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表演,为她赢得了满堂彩。
1969年,因为原来的主演身体原因加上演出任务繁重,剧团急需一个能挑大梁的B角。
凭借那次惊艳全场的替补表演和无可挑剔的基本功,石钟琴被推上了“白毛女”主角的位置。
当上主角,挑战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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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动作对她来说不在话下,难的是演出“魂”。
特别是第六场“庙堂相会”,喜儿在奶奶庙看到仇人黄世仁,那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阶级仇恨,对于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姑娘来说,太遥远了。
一开始,她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导演说她的眼神“软”,没有恨,只有怨,有时候一紧张还会笑场。
导演很有耐心,不骂她,而是让她去读书,读《骆驼祥子》,读《家》《春》《秋》,去理解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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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找来田华主演的电影版《白毛女》,一遍遍地看,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模仿田华的眼神。
她把自己关起来,对着镜子练“瞪眼”,想象自己就是喜儿,家破人亡,无处可逃。
她把这些年自己受的委屈、心里的不平,全都灌注到了角色里。
等她再上台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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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世仁出场,她的眼神就像两把淬了火的刀子,直直地插过去。
她的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控诉和力量。
台下的观众被她强大的气场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一刻,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复仇女神。
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场。
石钟琴,终于和“白毛女”这个角色,人戏合一。
1971年,舞剧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观影人次超过5亿,几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看过。
石钟琴那张充满倔强的脸,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很多年后,石钟琴去了美国,在休斯顿芭蕾舞学校当老师,教一群金发碧眼的孩子跳舞。
舞台上那个不屈的“白毛女”,最终还是走向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
参考资料:
中央电视台CCTV-10《人物》栏目. (2015). 专访《石钟琴:“白毛女”的坎坷人生》.
陈小鹰. (2009). 《“白毛女”石钟琴:我生命的“B角”》. 《三联生活周刊》, (总第535期).
欧建平. (2004). 《中国芭蕾史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舞蹈》期刊编辑部. (1980s). 相关《白毛女》创排及演员访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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