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的午夜,你们可别把那金佛再弄丢了!”阿贵庙外,骑兵连长低声叮嘱通讯员。月亮悬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冷光照着翻卷的黄沙,也照着麻子队行将终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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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匪的故事往往从沙粒开始。华野第九骑兵大队在乌兰布和里绕了二十一天,只看见漫天风线,没有半点人影。要不是阿贵庙僧人提到“麻子脸土匪夜宿庙中,顺手牵走一尊金佛”,这场猫鼠游戏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沙漠不养马,却能养出贪念,一尊半人高的纯金佛像,足足两百多斤,成了麻子队最后的负担。
时间拨回九十八年前。1852年春,河北邢台石门村,王柱抱着儿子王同春,嘴里嘟囔“进财”。谁都想不到,这个打小得天花、落下一脸麻子还瞎掉一只眼的孩子,会把“进财”两字演绎到极致。十六岁那年,他因一句“独眼龙”挥棍打死人,被迫上山落草。清廷风雨飘摇,河套地带衙门形同虚设,他的棍棒与算盘齐飞,几年间聚起一支悍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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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王同春并不满足于当“山大王”。发了横财后,他下山买地修渠。黄河“几”字弯里常年干涸,他却大开闸口引水入田,自己成了河套平原最大的地主。土匪与水利专家的双重身份,让地方势力对他客客气气。唯独“满脸麻子”是抹不去的标志,于是私兵被百姓戏称“麻子队”。
富可敌县的王同春晚景并不完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麻子更多,一个双目失明。小儿子早早病死,大儿子王英则继承了全部家业,也继承了反复无常的脾气。王同春死于1925年,麻子队由此进入另一轮漂泊:既想保财产,又惧怕正规军,先抱冯玉祥,再投阎锡山,随后拉张作霖、靠蒋介石,最后干脆给日本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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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起,王英在情妇张筱红鼓动下,公开为关东军打头阵,帮日方种大烟、收鸦片,麻子队一度扩编到一万五千人。王英留了心眼,三千精锐是嫡系,不让日军插手。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收编,番号听起来冠冕堂皇,骨子里仍是家族武装。
1949年冬,华野进军包头,王英兵败。为了自救,他让副官张希尧——江湖人称“张疤子”——带队参加绥远起义,自己躲在后头观望。没想到“汉奸罪”追得比子弹还快,1950年5月王英被逮捕。张疤子这才恍悟:起义不等于免责。7月夜,他勒死二十二名驻防解放军,率残部潜入沙漠。
乌兰布和白昼炽热,夜晚如冰。剿匪部队缺乏沙漠作战经验,举目皆黄,看不见一条清晰脚印。一次偶然,他们截获落单匪兵,得知麻子队两路分散,约定阿贵庙汇合。阿贵庙供奉的是藏传红教金佛,信众遍布后套草原,香火旺得很。张疤子视佛像如现银,闯进庙里拳脚招呼僧人,抬走金佛,还顺手牵了百多匹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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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声张,只能暗祈护法显灵。几日后,骑兵连出现在庙门,他们行军礼貌,纪律严明。得知部队是来缉匪,僧众立刻把抢劫经过、行踪路线全盘托出,还奉上干粮和马匹。就这样,一支疲惫的追剿部队,突然补齐了水草、坐骑、情报三大短板。
反观麻子队,人困马乏。为了续命,他们已经宰了自家战马熬汤,如今又拖着沉甸甸金佛,速度一步三停。四天四夜,骑兵连在沟壑、盐碱地、砾石滩连番冲刺;麻子队不断回身阻击,却被机枪火力死死压住。最后一役在布日很沟打响,枪声淹没风沙,张疤子肩部中弹,吼着“快丢金佛”却已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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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三千骑匪横尸戈壁,只剩寥寥溃兵被俘。那尊被麻袋裹得严严实实的金佛,静静卧在骆驼背篓里,表面被擦得乌黑,却依旧掩不住沉甸甸的金色光泽。
消息传到呼和浩特,王英的结局几乎同时尘埃落定。负责看守的华野军官只说了一句:“罪有应得。”执行队便结束了这名“五姓家奴”的生命。数周后,张疤子也在军事法庭前伏法。
阿贵庙的僧人请回了金佛,也给战死的解放军战士诵经超度。人们谈论这一役,总离不开一句感慨:行走江湖半世纪,麻子队死在一尊佛像手里,既像报应,也像讽刺。遗憾的是,传说藏在狼山石穴的王家巨额金银没有被找到,沙丘吞下了秘密,历史翻了页,却留下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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