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灯与笔：教体局里的成长课

办公桌抽屉里，那支银灰色钢笔总在阳光斜照时泛着微光。笔帽上刻的“务实”二字已有些模糊，却总能瞬间把我拉回2003年的那个秋天——握着教体局调令，站在爬满爬山虎的办公楼前，我攥着调令的手心全是冷汗。在此之前，我是城关中学的语文教师，执教数载，课余写的《乡土文化融入校园德育的实践》等文稿，意外被局办内刊《教育参阅》采用，竟惊动了综合股的张股长。

张股长亲自来学校接我，五十出头的年纪，后背微驼，两鬓白得像覆了层薄雪，穿一件洗得发皱的的确良衬衫，袖口的纽扣始终扣得一丝不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从部队转业后就保持的习惯。

“局里就缺你这样笔杆子硬的年轻人！”他说话时带着股爽朗的豪气，单位老人都说，三任局长更替，张股长的综合股位置始终稳如磐石，凭的就是“当日接活、次日交稿”的硬本事，再急的材料到他手里都能理顺。

综合股在办公楼三楼最靠里的房间，张股长带着我这个新人“单打独斗”。刚坐稳，他就从铁皮文件柜里抱出一摞资料，最上面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还带着油墨香：“下周一局长要开全县校长会，这篇讲话稿今晚得拿出初稿。”抬头看表，已近下午五点，窗外夕阳正吻着白杨树梢，办公楼里渐渐响起下班的脚步声。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机关的“深夜模式”。张股长泡了两杯酽茶，从抽屉里摸出袋桃酥：“局长把这事交咱们，是信得过咱们的笔。”他伏在桌上写提纲，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格外清晰，时不时抬头跟我掰扯政策细节——“农村学杂费减免的节点得讲准”“危房改造的资金落实要写具体”。我跟着他逐字推敲、逐句打磨，等初稿成型时，窗外已是凌晨两点，整栋办公楼只剩我们这间的灯光亮着，把爬山虎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忽明忽暗像在点头。

从那以后，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局长们总爱在下班前半小时布置任务：“明天去市里汇报‘两基’攻坚，材料得备齐”“省督导组要来，迎检方案得吃透”，张股长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每次都拍着胸脯应下，转头就拉着我扎进文字堆。有回我忍不住问他，为啥不申请加人，他抿了口茶反问：“综合股是局里的‘喉舌’，笔杆子得硬邦邦，我得找个能接得住的人啊！”话里话外，早把我当成了接班人。

可我看着他，心里总有些发沉。五十刚过的人，眼角皱纹比村里六十岁的老人还深，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擦桌子、烧开水，晚上最后一个走，临走前总要绕到局长办公室门口看看灯灭了没。有次他重感冒发烧，裹着件旧军大衣还在改材料，咳得腰都直不起来，嘴里还念叨：“局长明天要用，误不得。”我忽然懂了，他不是不想往上走，是把“被单位需要”当成了最大的荣耀，可这种连轴转的“荣耀”，让我不敢照搬。

我开始悄悄“补短板”。综合股的活儿很特殊，深夜赶的都是“急件”，白天反倒清闲。我就借着送文件、取报表的名义，往基教股、计财股、人事股转。基教股的刘姐核对农村学生资助名单，我帮着录数据、理台账；计财股的老郑核算义务教育经费，我蹲在旁边学看拨款报表；连档案室的李姨整理“两基”攻坚档案，我也凑过去帮忙分类归档。

半年下来，我不仅摸透了各股室的工作流程，2003年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更是烂熟于心。张股长偶尔见我不在办公室，会皱着眉说“年轻人要沉下心写材料”，但见我每次都能按时交差，甚至材料里多了些基层数据，也渐渐不再多说。有次写农村教育均衡发展讲话稿，我把基教股的学校布局调整数据和计财股的经费测算表融了进去，稿子念完后，局长特意在走廊拦住我：“这稿子有料，懂业务！”

转机出在2005年初，新局长走马上任——是全市教育系统有名的“铁腕”王局长，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上任第一天调研各股室，问到“两基”攻坚的具体进展，几个股室负责人各说各的，数据还对不上。我凭着半年攒下的“家底”，把学生人数、经费落实、校舍改造进度说得明明白白，还补了两个乡镇学校的实际案例。王局长听完，抬头看了我两眼，没说话却点了点头。

没几天，局务会就传了消息：提拔我当办公室主任。后来人事股的老郑跟我说，王局长拍板时就一句话：“既能拿笔写，又懂业务门儿清，还能协调各方，这年轻人行。”上任那天，我揣着喜糖去看张股长，他正伏在桌上改材料，阳光落在他的白发上，晃得人眼睛发酸。他抬头笑了笑，从笔筒里抽出支崭新的“英雄”钢笔递给我：“拿着，办公室担子重，笔杆子可不能丢。”笔帽上，“务实”二字刻得深深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那支钢笔还在我的抽屉里。偶尔路过老教体局办公楼，爬山虎依旧爬满墙面，恍惚间还能看见深夜亮着的那盏灯，还有张股长咳着嗽改稿的身影。我终究没活成他那样“连轴转”的模样，却把他教的“敬畏工作、钻研业务”刻进了骨子里——这大概就是那支钢笔最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