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总统汤安诺：上任2个月宣布和中国断交，亡国危机来袭又求援

2003年10月的午后，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港口上空骄阳炙烤，港务局的职员托尼望着外海那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补给船缓缓离去，心里直犯嘀咕：两个月前还天天往来，如今说停就停，真敢。托尼并不知道，他眼前的情景正是新任总统汤安诺“急刹车”式外交的直接后果。

汤安诺在7月赢得大选，原因无非三条：华裔面孔、欧洲文凭、对外号称“摆脱单一依赖”的口号。选前，他的竞选团队把“亲美亲澳”当成万能钥匙，承诺要引入更多西方资本。许多选民觉得新鲜，便投了票。可谁都没料到，新总统上任仅八周，就签署关闭中国航空测控站的行政令，并向外界宣布：“基里巴斯将全面重估对华关系。”消息一出，议会哗然，民间更是一片茫然。

测控站是1996年由中方出资建设的。不少技术员靠着那份工作养家糊口，扎实的工资水平在小岛上算得上天花板。关闭当天，一位操作员不死心地拿起对讲机，“总统先生，这是北京最后一次呼叫。”回应他的，却是紧锁的大门和贴上的封条。站里的设备随即封存，技术人员撤离，相关配套项目也全部叫停。宏观层面，美澳确实发来贺电，可贺电里只有祝词，没有现金。

半年不到，问题成堆。首先是医疗。过去，中国医疗队常住塔拉瓦，农村卫生站能拿到免费药品。自断交后，新药断供，常见病开始蔓延。随后教育系统也遭殃，中国援建的几所学校因缺乏维修资金，屋顶漏水、电线老化。校长雷帕克无奈地说：“下雨天只能让孩子们回家，否则黑板泡了水，我们赔不起。”

正当民生陷入窘境，更大的威胁悄然逼近——海平面抬升。基里巴斯平均海拔不到两米，很多岛屿每年以数厘米的速度被海水吞噬。科学家计算过，若无有效工程防护，本世纪中叶，塔拉瓦主岛将丧失三分之一可居住土地。可是，修堤坝、建淡水处理系统，需要真金白银。汤安诺一纸公文切断最大金主，中国人走了，他原指望的美澳却“礼貌微笑”。澳大利亚给的援款不到中国年援助额的十分之一，还附带数十页环境评估条款；美国国务院则说要“进一步研究”，拖到年底不见下文。

时间进入2004年雨季，海水倒灌村庄。椰林被盐碱浸泡，作物颗粒无收。渔民也苦，一来海洋污染，二来没有中国买家，鱼价大跌。有人干脆把船卖掉，凑钱搬去斐济。街头议论声越来越响：“为什么要跟中国闹翻？”怒火累积到议会。几位资深议员联名提出质询，要求总统解释后续援助落空的原因。汤安诺在会上语气低沉，说出了事实：“西方伙伴的资金存在审批流程，我们需要耐心。”底下立刻有人反问：“国家没了岸线，你让我等什么？”

外交上碰壁，内政上失分，汤安诺开始回旋。2005年初，他通过一位南太平洋区域组织官员给北京递话，表示愿意“探讨技术层面的合作”。中方回复只有一句——“合作需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这八个字意味深长，亦冷亦硬。国内媒体把信件原文刊出，不少基里巴斯人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信用成本的重量。

僵持间，气候威胁进一步升级。有意思的是，在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休息区，汤安诺试探性地对中国代表说：“基里巴斯并未关闭大门。”对方仅礼貌点头。这微妙的一次交锋，被与会西方记者捕捉，却没引发太多波澜，他们更关心的是大型经济体的排放指标。

转折来自经济崩盘的现实。2006年旅游季，因航班锐减，外国游客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政府税收骤降，公职人员发薪延迟，抗议示威随即出现。“我们不要口号，要粮食！”这样的布条在国会门口晃动。与此同时，反对派领袖马茂抛出“恢复对华关系”倡议，呼声瞬间走高。在参数几乎全线恶化的情况下，汤安诺的支持率跌破20%。

2007年，基里巴斯进入提前大选程序。舆论将这次选举视作“是否重返对华轨道的公投”。投票日，许多渔民划着木船赶到投票站，只为给孩子争取一个不被淹没的未来。结果显示，马茂高票当选，新政府随后启动与中国接触的法律程序。谈判并不轻松，北京提出的首要条件是“恢复测控站”，其次才是经济援助。基里巴斯方面同意，理由很简单：时间不站在他们这边。

2019年9月，两国宣布重建大使级外交关系。那一年，新的海堤工程正式动工，标段承包给了中国企业，配套淡水厂同时开建，就业岗位随之而来。塔拉瓦的夜晚重新出现了吊车的灯光，该场景久违了六年。老水手托尼站在码头，看着又一艘中国货船靠岸，嘟囔一句：“转了一圈，还是这条路。”

而此时的汤安诺，已在美国加州的一栋郊外小屋里过着低调生活。他曾试图出版回忆录，为当年的决定辩解，但没有出版社买单。岛国政坛的新生代把他归为“教科书里的负面案例”，政客们以此提醒自己：失信，无异于在海浪面前拆掉最后一道堤坝。

基里巴斯依旧面临严峻的气候挑战，任何援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可不可否认的是，重新接通中国这一脐带，让它至少握住了翻身的机会。对这片脆弱土地而言，生存，远比面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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