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6日下午,北京城闷热,知了叫个不停。中央美术学院东楼三层的走廊里,徐悲鸿听见军靴敲地的声响,一名勤务兵递来一封贴着“绝密·速启”的公文。拆封后,毛泽东亲笔落款映入眼帘,只有寥寥几句,却火药味十足:李苦禅,曾任贵院教授,现境况堪忧,望速查并妥善处理。徐悲鸿怔住,心里琢磨,这事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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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隔着两条街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售票口,身材魁梧的李苦禅正帮工会卖夜场戏票。有学生认出他,小声嘀咕:“那不是齐白石的高足吗?咋在这儿收票?”李苦禅装作没听见,粗糙的手指攥着十块钱的月贴补,心里泛苦:画竹说求气节,看门却求生计,滋味难言。
时间拨回到三十二年前。1918年秋,北京大学红楼西侧的勤工俭学斋,李英杰——后来改名李苦禅——与来自湘潭的毛泽东短暂同窗。课间,两人偶尔聊家乡土话、谈农民疾苦。毛笑着拍他的肩:“山东汉子,骨头硬。”只四个月,这段缘分就被各自的奔波切断。
求学岁月艰涩。白天上课,傍晚拉洋车,他跑海淀荒沟,被歹人堵过,也靠功夫闯出名声。最拮据时,一锅稀粥划三份,冷了照吃;画具买不起,就捡炭条。有人调侃他命苦,他点头,自号“苦禅”。
1923年,他敲开齐白石家门,大大咧咧:“先生,我钱不多,但心诚,收我吧。”齐白石看过习作,毫不犹豫收徒,称赞“英也夺吾心”。几句激赏,让李苦禅咬牙在国画这条路上走到底。
真正的险难在1937年后到来。北平城里,日伪“新民会”送来官帽高薪,他回一句“不当”。俩汉奸拍桌威胁,他抡椅子赶人。辞职后,他以卖画、教私立学校维生,更暗中转递情报。为护送袁祥峰,他多次冒死穿越宪兵岗哨;为筹抗战经费,他寒冬赴天津办画展,所得悉数交给地下交通站,自己买不起厚棉衣。
1939年5月14日,他和学生魏隐儒被日本宪兵抓走。地窖里,皮鞭与冷水刑轮番上阵,日本少佐喝问,李苦禅反骂:“没中国字,你连名都写不了!”鞭子落下,他咬牙守住秘密。28天后,日军奈何无据,只得放人,却一路暗桩监视。李苦禅撤掉家中联络站,改用画竹表达抗战意志——“胸无气节者不可画竹”几字,刺痛敌伪,也鼓舞友人。
抗战胜利,他被徐悲鸿请回国立艺专。新中国成立,美院改制,风向突变,“国画落后”的议论甚嚣尘上。排课被削,教授头衔被摘,他沦为看大门的临时工。十二元生活费、寒暑假停薪,日子拮据到连宣纸都舍不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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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酒三碗后,他摸黑写给曾经的同学毛泽东,原想套点同学情,却立刻撕掉稿纸:求人办事,靠本事不靠旧交。重写一封,不卑不亢,直言“堂堂教授被剥授课之权”,措辞生硬。次晨,他后悔,也担心信根本送不到中南海。
事实却比猜想精彩。毛泽东见到那几页狂草,觉出写信人非庸人,随即交秘书田家英核实。田家英到李宅,握住他的手,只说一句:“主席让您安心,写意画不能断。”短短对话,胜过千言。不到一周,徐悲鸿接到批示,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月薪调至六十二元,足足翻了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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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上涨只是表象,更大的改变在课堂。写意课重新排进教学计划,竹石荷花不再被贬作“旧瓶”,学生蜂拥旁听,画室的宣纸再次飘着墨香。有人问李苦禅:“信怎敢那么硬?”他笑,用山东口音憨声回应:“求才之国,不怕直言。”
七十年代,李苦禅已白发,仍维持一贯脾气。1973年冬,一位老人耗尽积蓄买到一幅疑似赝品,哀求鉴定。李苦禅摇头判假,老人绝望跌坐。李苦禅提笔,两小时连画两幅荷花,递过去:“拿去补损失。”老人泪流不止,他摆手:“命比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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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头拉车到大师座椅,从地下交通站到美院讲堂,这位齐白石高足的起落凝结了时代波澜。毛泽东那封语气平淡的信,既是对个人才华的尊重,也是对民族艺术价值的肯定。李苦禅守住了竹的气节,也让后人明白——在新中国,真本事与担当,从不会被长久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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