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得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获胜后，问茅盾：毛润之比你如何？

1931年的上海滩，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租界特有的浮华与压抑。

拉摩斯公寓的一扇窗户里，鲁迅先生香烟燃尽，灰烬掉落，他的目光却胶着在一份刚刚送到的秘密电报上，那上面写着：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告捷，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大军，却还是败下阵来。

“这事儿，当真？”

他轻声问一旁的冯雪峰，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冯雪峰，这位穿梭于白色恐怖下的秘密交通员，重重地点头。

这消息，对于在刀尖上跳舞的左翼文化圈来说，不亚于一道劈开夜空的闪电。

报纸上国民党喉舌对此轻描淡写，甚至斥为谣言，可鲁迅这样眼睛毒辣的人，一眼就看穿了这背后涌动的新力量。

他没多耽搁，立刻叫上茅盾，三个人在昏黄灯光下，展开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

鲁迅先生一开口，就直指核心，没半点虚头巴脑：“润之先生，跟您比起来，怎么样？”

这话问得茅盾一愣，他沈雁冰，笔下生花，描绘人间万象，而远在江西的毛泽东，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在战火中搏杀。

茅盾先生的苦笑里，透着知识分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我不过是拿笔杆子的，他却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这，哪能比得上？”

这场对话，说到底，鲁迅先生在探寻一个大问题：那些振聋发聩的思想，有没有找到真正能将其付诸实践、改变世界的行动力？

他用一支笔，犀利地剖析旧社会的病灶，而毛泽东，似乎正挥舞着枪杆，为这些诊断书开出了最激烈的药方。

那天晚上，上海的文人雅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来自江西那片红色土地的炮火声。

说起来，他们俩精神上的往来，早就不止一回了。

时间拉回到1918年的北京，一本《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狂人日记》，简直是平地一声雷。

在长沙第一师范的阅览室里，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读着读着，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蹦了起来。

他抓着杂志，冲向同学，激动得脸都红了：“你们都来看看！

这才是我辈该写的东西！”

后人说，毛泽东把这篇小说小心翼翼地从杂志上裁下来，像宝贝一样夹在自己的旧书里，夜深人静时反复细读。

他从里面看到的，不光是文学上的新鲜，更是一种敢于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胆气——敢跟那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旧规矩叫板。

两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

他早就成了鲁迅先生的铁杆读者，心里头老想着能见上一面。

可命运就像是故意安排了这场错过，他几次鼓足勇气去八道湾的周宅，不是鲁迅先生出门了，就是有事缠身，总是没能碰上。

两位日后将在不同战场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物理距离上仅仅隔着几条街，却偏偏擦肩而过。

鲁迅先生其实也一直关注着这位湖南青年。

五四运动之后，他对年轻人“敢说敢做”的精神是打心眼里欣赏。

1926年，北伐战争的烽火烧遍全国，毛泽东那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其宏大的气势和深入田间地头的扎实调查，在革命队伍里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很多人觉得他“左”了，有些“过火”，可鲁迅先生却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一种久违的、实实在在的干劲。

他跟好友许广平说，湖南的那个毛先生啊，“八成是真想干事的，能做事的人。”

一个“肯”字，简简单单，却道出了鲁迅先生对行动派的最高评价。

在他看来，中国从不缺那些只会嘴上功夫的清谈客，真正缺的是能把理论变成行动，用脚板子丈量土地，把重担扛起来的硬汉。

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往前转，转眼就到了1935年。

中央红军历经了两万五千里的苦难行军，终于抵达陕北的消息，再次通过秘密电台，传到了上海。

这一次，鲁迅和茅盾先生可就不只是听听而已了，他们心里明白，是时候该发声了。

“咱们不代表什么组织，就用咱哥俩自己的名义。”

在起草贺电的时候，鲁迅先生特意在“自己”那俩字下面，重重地画了几道线。

这封署名“鲁迅、茅盾”的电报，穿过国民党层层叠叠的封锁线，一路抵达了延安的土窑洞。

毛泽东先生的回电，字不多，但分量十足，只有四个字：“战地拜读。”

这四个字，是战场上的战士对思想家的致敬，是枪林弹雨对笔杆子的回应。

它宣告了一个无形的同盟：一个在前线浴血奋战，一个在后方笔耕不辍，可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年，冯雪峰带着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手抄本，来到了鲁迅先生的病床前。

那会儿鲁迅先生已经病得厉害了，咳喘不止。

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那“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壮丽景色。

读完，他久久没有说话，最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对身边的茅盾说：“没成想，这‘山大王’也能写出这样的大气磅礴的句子，这可是头一遭啊。”

这话听着像是打趣，其实是极高的赞赏。

鲁迅先生看到了一个革命领袖身上，那种难得一见的古典文人气质和英雄豪迈气概的完美结合。

他心里清楚，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后继有人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陕北，毛泽东先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咱们少了一位战友，世上少了一支最锐利的投枪。”

他亲手写下了“民族魂”的挽联，并且指示全苏区，要为鲁迅先生举办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毛泽东先生对鲁迅先生的敬意，可不是停留在悼词上就完了。

他要将鲁迅先生的精神，实实在在地融入到这个新生的队伍里去。

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没开，毛泽东先生就拍板决定：要在延安，建一所以鲁迅命名的学校。

没多久，“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师范学校”的牌子，就在黄土高原上高高挂了起来。

很多从战场上下来，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战士，第一次看到“鲁迅”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些牌匾上。

他们好奇地问：“这是谁呀？

我们怎么没见过？”

负责接待的干部，回答得朴实有力：“你确实没见过他本人，可他的文章啊，那力量大着呢，能把旧社会的黑幕捅个大窟窿，让光明照进来！”

这句话，成了延安军民对鲁迅先生最直接、最深刻的理解。

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一下子就变成了一面精神的旗帜。

毛泽东先生在多次讲话中，都把鲁迅先生定位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他号召全党，要学习鲁迅先生的三个特点：方向明确的政治立场、不怕困难的斗争作风、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的精神。

到了196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将近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先生，提笔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

诗稿在内部传阅的时候，大家发现，跟早年的《沁园春·雪》比起来，这两首诗，那种豪迈的“杀气”少了些，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气”。

这份“敬气”，来自一位革命家对另一位思想先驱的深入理解和长久怀念。

他们这一辈子，确实没能见上一面，甚至连一封信都没通过。

可他们的思想，通过电波、通过文字，通过彼此共通的信仰，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

鲁迅先生用他那支笔，撕开了旧时代的黑幕，而毛泽东先生，则用手中的枪杆子，把那道裂缝，最终拓宽成了一个全新的黎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