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北京革委会的主任，与四位副主任，分别都是谁？

“1967年2月18日凌晨，灯光还亮着——’老郑，名单定下来了，你得进常委。’谢富治压低声音，却挡不住话里的火药味。”这一句传遍了北京城，也宣告着全国第一座省级革命委员会即将在首都亮相。自此，首都的党政军架构被重新拼装，五张牌放到了桌面：一位主任，四位副主任。

北京为什么抢先成立革委会？当时中央的判断极为明确：首都必须稳住局面，同时要给全国树样板。于是“军事＋地方干部＋群众代表”的组合被认为相对稳妥。选人标准只有一句话——能压场面，还得扛得住政治风向。

主任谢富治正是这样的人物。籍贯湖北黄陂，红军时期便是师政委，抗战进入八路军总部，解放战争掌管四野后勤，再到昆明军区司令，军政经验双全。1965年调任公安部部长后，谢富治掌握了全国武装警力；1967年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更具前所未有的分量。那会儿，他每天都要在公安部、国务院、天安门几处来回穿梭，批示文件总是掐着点，“下午三点前必须办完”几乎成了口头禅。有意思的是，他在市革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没有提“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而是请来了公共交通系统负责人，当场拍板恢复郊区公交运行——用心思可见一斑。

与谢富治搭班的第一副主任吴德，河北丰润人。1933年参加革命，长期做情报与政工工作，行事低调。建国后，先后在燃料工业部、天津市、北京市任要职，1966年底被点名主持北京日常工作。吴德熟悉机关运转，尤其精通财贸口，“预算缺口多少钱，厂矿哪天能复工”，他张口就能报数。有人评价他“不像运动派，更像管帐先生”，正因为这股稳健，他得以在1972年接过主任一职。

第二副主任郑维山，山西襄汾人，1955年授中将。早期参加百团大战，抗战后期被称为“平绥之虎”。进入朝鲜战场后，郑维山任第19兵团参谋长，主导了三千人大潜伏反击，美军记录对此战役评价极高。回国后坐镇北京军区，堪称首都安全网背后的“作战中枢”。1967年服从命令进入市革委会，他人高声洪，当众讲话常以“同志们，战场就在人群里”开头，颇具军人作风。然而政治气候瞬息万变，1970年他被隔离审查并撤职，直到1982年复出出任兰州军区司令，方才洗雪多年冤屈。

第三副主任傅崇碧，安徽天长人，1955年授少将。抗战时期任团、旅主官，解放战争随四野南下。朝鲜战场上，第63军在铁原阵地寸土必争，正是傅崇碧死守两昼夜，为志愿军挤出调整空间，被军报誉为“堵口军长”。1967年他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与市革委会副主任，手里掌握着首都步兵、装甲、炮兵等多个兵种。有人私下说，“只要老傅点头，城里的机关大楼没人敢乱撞门”。1976年清理三司残余时，他调动两个团火速封堵西直门，十分钟之内局势平息，这一细节在解密文件中至今留痕。

最后一位副主任是群众派代表聂元梓，原籍山东德州，数学系出身，入党时间不长，却在1966年凭大字报“一战成名”。她与传统官僚、军队干部的气质截然不同，讲话直来直去，一度被青年学生追捧为“师母”。1967年进入市革委会后，聂元梓分管文化教育口，提出过“大学要停学大改造”的激进口号，也因此与吴德等产生尖锐分歧。1971年之后，她的政治资源迅速枯竭，1983年被判刑17年，成为革委会班子中结局最为严厉的一人。

如果把这五个人放在一张坐标图上，可以看到鲜明分工：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提供武装与威慑；吴德负责行政与后勤；聂元梓连接群众与舆论。不同背景、不同做派，却在同一张任命书上签字，这正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复杂权力逻辑。有人感慨，军队与地方的边界被打散，传统的分工原则遭到重塑；也有人认为，这是非常时期不得不出的非常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革委会成立后首月就处理了三件棘手事件：京丰火车站运输堵塞、首钢罢工、清华园武斗。谢富治要求“快、准、不留尾巴”，吴德则补充“账必须对得上”。三天两夜，郑维山在丰台指挥所连线各军列，傅崇碧调来卫戍区卡车帮首钢运矿砂，聂元梓跑去清华喊话“停手先开会”。手法各异，却在当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革委会权力结构再度调整，谢富治身体转差、吴德挑起重担、军队干部分批回师原建制，群众派被边缘化。1975年革委会名字依旧保留，却已名存实亡。1978年国务院正式恢复市政府建制，北京革委会随之谢幕，存续时间十一年。

回过头审视，这个机构与其说是行政机关，不如说是政治气候下的临时混编队。它承载了稳定首都、展示样板的使命，也留下了高风险决策的后果。那五张牌，三军、一吏、一群代，各自命运迥异；共同之处是都曾在旋涡中心作出选择，付出代价。对理解那十年的首都治理，这份名单仍具不可替代的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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