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沈阳的街上,解放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四团正往前走,一辆挂着白旗的吉普车突然开过来,车里是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的军官,说要谈起义,谈判桌上,解放军代表王佐邦和对方总队长毛芝荃吵了起来,毛芝荃一口一个起义,王佐邦只说放下武器,配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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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拉锯一直熬到下午,外围的炮声渐渐听得到,毛芝荃终于交了防御图,可一听要当俘虏,他一拍桌子喊,我们这是起义,不是投降,两天后王佐邦送来了吃的用的,他才晓得上面定的词儿是火线投诚。
解放军早就有规矩,带队伍主动过来还保留原建制的算起义,要是被逼得没办法才放下枪,或者临时决定投降的,只能算投诚,1946年海城那回,潘朔端的部队提前安排好,发了通电,这才算起义,像毛芝荃这样,等解放军打到门口才开口谈条件,不管怎么说,顶多算投诚。
这种区分不苛刻,一九四五年高树勋在河北马头镇带着上万人起义,那时候国民党还占着上风,他选了站在老百姓这边,这就叫起义,到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好多士兵不想落个俘虏的名声,投诚这个说法就像给个台阶,让几十万人放下枪时还能留点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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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带着全班人马投诚,救下上百名革命者,也让重庆“11·27”大屠杀没在北平发生,银川街头有个自称从前马家军当营长的中年人,听说连马鸿逵都不抓,当场就把手枪交了出来,正是投诚这政策,让上千人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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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策执行时也有不同看法,郑洞国在辽沈战役里被说成投降,可因为他没拦着第六十军起义,最后待遇跟起义的人差不多,还有个叫吴绍周的国民党将领,被俘后写了点战术建议,结果提前特赦了,后来还当上了省政府参事。
历史书上总说大人物怎么选,可没人提那些小政策怎么改变千万人的日子,沈阳谈判桌上你来我往,银川街头有人迟迟不下决定,保密局站长反复掂量,最后都成了执行时的一行字,那些被写成“投诚”的人,没上过书,可他们的选择,让打仗没那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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