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八宝山礼堂外，10月24日清晨六点，队伍已经拐了两个弯。
没人组织，也没人插队，清一色黑白灰。
排在最前面的是清华物理系大三学生李星，他凌晨四点从宿舍骑共享单车赶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草稿纸——昨晚熬夜推完的杨-米尔斯方程验算。
他说：“我想让先生看一眼，我算对了。
灵堂内，国旗覆棺，照片里的杨振宁笑得像在课堂上。
八位扶灵人里，有四位是院士，两位是他最后的博士生，剩下两位是清华后勤的老员工——一位电工、一位保洁。
没人觉得违和，先生自己说过，“物理大楼的灯和黑板一样重要”。
仪式只有二十分钟，流程表上最后一行写着“默哀毕，奏《但愿人长久》”。
音乐响起时，翁帆站在第一排，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见，她没哭出声，只是轻轻点脚打拍子——那是2003年冬天，82岁的杨振宁在清华礼堂做讲座，讲到兴起，用粉笔在黑板上敲出同样的节拍，对台下三百名孩子说：“你们听，这就是谐振。
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位百岁老人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一张诺奖证书，而是一整套“如何优雅地过完一生”的说明书。
说明书第一页：把名字写进公式，也写进食堂菜单。
2004年，清华园流传一个段子：想吃“杨先生套餐”，得先背出规范场群。
段子半真半假，但食堂窗口确实贴过一张A4纸——“今日特价：杨氏卤肉饭，配稿纸一张，可写方程”。
那是杨振宁自己提议的，他说：“让排队的孩子把等菜的三分钟用来算一笔，比刷手机划算。
”后来那张纸被学生撕走了，现在贴在清华图书馆的展柜里，旁边摆着诺奖金牌复制品。
金牌可以拍照，稿纸不让拍，管理员说：“先生交代，知识得自己推一遍才算数。
说明书第二页：把“回国”写成动词，而不是名词。
1971年夏，杨振宁坐在纽约州伊萨卡机场的候机厅，手里攥着一张巴黎转北京的机票，护照第12页盖着“禁止前往共产主义国家”的紫色章。
那天他本来要去石溪分校开会，突然起身回家，对夫人杜致礼说：“我得回去，稼先可能出事。
”三个月后，邓稼先在青海基地收到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只写了一句“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把卡片塞进白大褂口袋，转身对同事说：“老搭档在提醒我，别算错小数点。
”后来人们才知道，杨振宁的那次“擅自回国”间接促成了周恩来特批的核试验安全核查，救了邓稼先一命。2003年，80岁的杨振宁把护照再次递进北京首都机场的边检窗口，移民官盖章，停留期一栏填的是“无限”。
那天他笑了：“我终于把回国从事件变成了状态。
说明书第三页：把百岁活成新的起跑线。
2021年9月22日，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小礼堂挤爆，过道上坐着轮椅的96岁老院士，窗台外趴着00后博士生。
百岁杨振宁拄着拐杖上台，开场白只有一句：“今天我不讲过去，讲一条还没发表的新思路。
”PPT第一页是手写公式，墨迹未干。
他解释：想把引力场也塞进杨-米尔斯框架，需要把纤维丛的“底流形”换成非对易代数。
台下有人举手：“杨老师，您算到第几步？
”他咧嘴：“第三步卡壳，所以请你们来。
”三个月后，arXiv上出现一篇匿名文章，标题《Noncommutative Extension of Yang-Mills as a Gravity Probe》，署名栏只写“感谢某位百岁智者的深夜电话”。
清华研究生陈星宇说，那晚他帮老先生推公式到凌晨两点，杨先生临走递给他一包方便面，包装上写着“宁拙毋巧，泡五分钟”。
说明书第四页：把遗产做成“活基金”。
2023年10月，清华大学宣布“杨振宁讲席教授”项目启动，首期资金2.2亿人民币，来源不是捐款，是杨先生自己的工资、诺奖奖金、专利分成，外加一张1982年买的IBM股票——复权后翻了430倍。
项目章程只有三句话：
1. 受聘者必须给本科生开课；
2. 研究方向不限，但每年须提交一页“失败记录”；
3. 任期终身，除非本人宣布“我已不再好奇”。
首批入选的普林斯顿数学家Eliashberg说：“我冲着‘失败记录’来的，科学史就是一部错题集。
”有人担心钱会花光，清华财务处算了一笔账：按杨先生每年“只花利息不动本”的理财方式，基金可以永续，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复利就不会停。
说明书隐藏页：把死亡设计成最后一堂课。
10月24日午后，灵车驶出八宝山，导航终点设为“清华园西北角”。
那里没有墓地，只有一棵2003年他从普林斯顿带回的银杏，编号XY-2003-π。
树旁埋着一根PVC管，里面是一卷未冲洗的胶卷——先生留给世界的“课后作业”。
翁帆在告别仪式后透露：“他说等胶片冲出来，要是有人发现上面的公式有错，记得给他烧一张勘误表。
”学生们当场决定：不把胶卷交给照相馆，直接上X射线衍射仪，像分析晶体缺陷那样读图。
消息传出，北大、中科院、甚至B站up主都在报名，想当“勘误快递员”。
清华物理系主任说：“杨先生把死亡变成了开放课题，谁解谁得分。
晚上八点，清华学堂路灯火通明。
银杏树下摆着一排A4纸，压着小石子，纸上是手写的推导：有人算杨-米尔斯质量缺口，有人尝试非对易引力，还有人干脆画了一只猫，配文“老师，这次我真的不懂，但我会继续想”。
风把稿纸吹得哗啦响，像一百年前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雨声。
李星把凌晨算完的那张草稿也钉在树上，用一支2B铅笔在角落补了一句：“先生，我算对了，但还没算完。
”他转身时，一片银杏叶落在肩头，叶脉在路灯下清晰得像一张纤维丛示意图。
那一刻，所有排队、默哀、奏乐、流泪都汇成一句话：
真正的告别不是结束课程，而是把作业布置给活着的人。
杨振宁把一生写成黑板，如今黑板擦递到我们手里——
公式推下去，灯别熄，课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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