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江西剿匪匪首王云龙被活捉，毛伟人得知后下令免死

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江西井冈山剿匪，生擒了匪首萧家璧、王云龙，这萧家璧这个匪首当即被公审枪毙，而王云龙却没有被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经请示中共中央，毛伟人得知此人，坚决对其网开一面，只在监狱里关了若干年就予以释放。原因何在呢？只因为他的弟弟是大名鼎鼎的王佐，勾起了伟人对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被错杀的怀念。

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的比比皆是，然而其中真正井冈山籍的人几乎没有。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井冈山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么神圣的地方却没有出将帅，这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而真实原因竟是：1930年3月24日，两位为井冈山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本地将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导致了井冈山的本地革命队伍全部重新上山为匪，给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伟人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袁、王被错杀，是革命史上的一个悲剧，而形成悲剧的过程更是跌宕起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袁文才与王佐，1898年分别出生于井冈山下的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两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备受地主劣绅压迫的旧时代，他们被逼上“梁山”，相继投身绿林，带领队伍“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在茅坪和茨坪遥遥相对，操控了整个井冈山，成为湘赣边威震四方的人物。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他们主动打开山门，接收革命军，立下头号功劳，尔后在惊天动地的井冈山斗争中，共同成为红四军的高级指挥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这对曾让地主豪绅魂飞丧胆的“井冈双雄”，没有倒在弹雨呼啸的战场，却倒在“左”情错误的屠刀之下。

王佐

袁文才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袁文才继续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袁、王领导的32团，是红四军的4个团之一。井冈山会师以后，袁文才、王佐情绪高昂，工作积极，屡立战功。昔日的井冈山双雄正式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两员骁将。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规定，“对与土匪类似的地方武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中共六大的决议为袁文才、王佐的武装进行了错误定性，埋下了错杀袁、王的祸根。

1929年初，毛伟人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会议期间，毛伟人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王。毛伟人不主张杀，他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伟人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坚守井冈山。转战赣南的袁文才由于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5月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1929年下半年，时任湘赣特委负责人的彭清泉到湘赣边界视察。期间偏听偏信土籍代表龙超清、朱昌谐的意见，认为袁、王二人早已失去控制，想要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武装。

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冒用毛委员的名义给袁文才、王佐送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袁文才、王佐历来崇拜毛伟人，当即欣然率兵前往永新。

袁文才被安排在尹家巷22号院内，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文才、王佐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

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但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革命武装在铺子里卖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他便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

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去信，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情况万分危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机，立即解决袁文才、王佐。

彭德怀听完报告说：

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桂东、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

最后，彭德怀还是听信了这种不实的反应，命第四纵队于夜间包围驻永新县的袁文才、王佐部。

悲剧发生在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

红五军的队伍到永新后，迅即包围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口令，遇到没有自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人立即开枪。

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带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

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他们哪里答得上，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

与此同时，城中的第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第三十二团所部的6个连长。

袁、王被错杀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部以其妻叔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其胞兄王云龙为首，联名给湘赣省政府打电报，“电告反赤”，从而使井冈山沦为敌人之手达19年之久。

袁文才、王佐部的部分人逃回井冈山后，马上“反水”，投靠了反动武装“靖卫团”。后来，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纠集余部重上井冈山，这一次不是打起红旗而是打起“白旗”，并与山下的反动头子萧家璧联合发表反共通电，同时煽动许多客籍人“反水”，整个井冈山立即改变了颜色。萧克后来率红八军想收复此地，王佐的余部却同红军打起了游击，使红军站不住脚，不得不退到山下的永新。直至全国解放，人民解放军上井冈山剿匪，生擒了萧家璧、王云龙，这块当年的革命根据地才又飘起红旗。萧家璧这个匪首当即被公审枪毙，而王云龙却没有被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是过去的遂川县委书记，也是王佐的老熟人，经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到王佐亲属和部下的“反水”有历史原因，因而对王云龙网开一面，只在监狱里关了若干年就予以释放。

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人几乎没有，错杀袁文才、王佐，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上离开了红军。

上世纪50年代初，袁文才、王佐被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结论。

袁文才、王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1、《中国革命战争纪实——土地革命战争卷》

2、《秋收起义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