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7月龄婴儿被杀案：两施暴女孩已正常上学，靠“未成年”脱罪

今天，我们要解剖一个令人心碎，却又无比“拧巴”的案件。一个7个月大的生命，在广西百色停止了呼吸。而凶手，是两个平均年龄10岁的女孩。

当“未满12周岁”成为一张“免死金牌”，当90万的民事赔偿变成一张“法律白条”，当施暴者重返校园，而受害者的母亲却坠入重度抑郁的深渊。

监控盲区的“恶魔”

故事，要从2024年7月21日的广西百色说起。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7个月大的男婴小黎，正在家中卧室。他的母亲梁女士，是一位重度耳聋患者。这是一个安静的，甚至有些过于安静的家庭。

灾难，以“玩耍”的名义降临。

9岁的女孩黎某盼（我们称她为A）和11岁的女孩岑某某（我们称她为B），走进了黎先生的家。她们以“带孩子玩”为由，轻车熟路地抱走了小黎。

第一次，她们在屋外的水泥地上，击打小黎，直到他放声大哭。或许是怕哭声引来大人，她们又把孩子哄停，送回了卧室。

你以为这是孩童的“恶作剧”吗？不，这只是一个残忍的“序章”。

很快，她们再次折返，第二次抱走了小黎。这一次，她们选择了一个“绝佳”的地点——监控盲区。

在那个无人看见的角落，法医报告为我们还原了地狱般的场景：高处抱摔、无情的踩踏。最终，法医鉴定结果显示，7个月的小黎，死于“胸部受钝力重创，心脏破裂引发心脏压塞”。

心脏破裂。这四个字，用在一个婴儿身上，是何等的残忍。

当梁女士发现异常，拼尽全力施救并送医时，一切都太晚了。当晚，小黎抢救无效，死亡。

“免死金牌”与“规避认知”

悲剧发生，法理登场。

然而，法律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却是冰冷的。由于施害者A和B，一个9岁，一个11岁，均未满12周岁。根据我们现行的《刑法》，她们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于是，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

受害男婴的父亲黎先生，面对这个结果，说出了一句刷屏全网的悲愤之言：“未满12周岁，就像一张免死金牌。”

这张“金牌”的分量有多重？重到可以“豁免”一条生命的逝去。

吊诡的地方，恰恰在于此。法律推定她们“心智未成熟”，可她们的行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她们精准地选择了监控盲区，她们知道如何避开惩罚。

@南风在北京 等无数网友和法律人士质疑：这种“规避惩罚的认知能力”，难道不应该成为司法评估的考量吗？当一个孩子“精明”到知道如何躲避追责，却“天真”到可以免于刑责，这难道不是法律条文的“精神分裂”吗？

从2023年的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到今天的百色婴儿被害案，这张“年龄免罪符”，正在一次次刺痛公众的正义感。

90.6万的“判决白条”

刑事的路，被堵死了。黎先生一家，转向了民事诉讼。

2024年12月，法院判决了。两名施害者的监护人，被判共同赔偿90.6万元。这笔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还有那笔沉重的精神抚慰金。

判决书下来了，正义“看似”得到了伸张。但现实，比剧本更“魔幻”。

时至今日，这90.6万的赔偿，执行了多少呢？13万元。

这13万里，还包括施害方各自支付的5万元丧葬费，以及政府给予的3万元司法救助。换言之，真正由监护人履行的判决赔偿，少得可怜。

剩下的77.6万元呢？监护人两手一摊，四个大字：“无财产”。

我们看到，法院判定监护人因疏忽需各担责50%，但当监护人摆出“我就是没钱”的姿态时，法律似乎也束手无策。

我们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护人失信惩戒机制，导致这纸90万的判决，在受害者一家手中，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平行时空：抑郁症与“正常上学”

如果说“免刑责”和“赔偿难”是法律的困境，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则是对社会良知的拷问。

我们来看看两个家庭的“平行时空”。

在受害者这边：7个月的孩子没了。重度耳聋的母亲梁女士，在丧子和维权无门的双重打击下，确诊重度抑郁，需要长期治疗。父亲黎先生，仍在绝望地呼喊：“我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监护人）给我一个说法。”

在施害者那边：A和B，那两个亲手导致心脏破裂的女孩，她们怎么样了？

答案是：她们正常返校上学了。

是的，你没听错。在整个事件中，相关部门未对两名女孩启动任何强制矫治程序。我们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条，明明允许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采取专门的矫治教育。

最终的“惩戒”，仅仅是口头教育。

我们不禁要问：当两个孩子犯下如此残忍的暴行后，我们真的敢让他们“仅凭口头教育”就重返校园吗？她们的同学，该如何自处？她们的心理扭曲，得到了纠正吗？她们会不会成为“再犯罪”的定时炸弹？

一个家庭在破碎中沉沦，两个孩子在“保护”下回归日常。这强烈的对比，比案件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

失灵的“保护”与亟需的“补丁”

这起案件，是“惩戒缺位”与“救济失灵”的完美样本。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心，是保护无辜的孩子。但它在现实中，却屡屡被质疑沦为了“未成年罪犯保护法”。

它保护了施暴者的“年龄”，却没能保护受害者的“生命”。

当法律的“年龄门槛”让恶性犯罪零代价，当“民事赔偿”执行难让受害者雪上加霜，当“矫治体系”的缺位让施暴者安然无恙，我们所谓的“法网恢恢”，漏掉的，是那个7个月大的婴儿。

我们需要的，是立刻给系统打上“补丁”。

我们需要“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当证据显示施害者明知故犯，司法就该有权介入；我们需要强化监护人责任，“拒不履行赔偿”必须被纳入失信名单，承担后果；我们需要真正落地的“专门学校”，让严重暴力行为得到强制的隔离教育和心理干预。

黎先生要的“一个说法”，不仅仅是90万，更是对法律尊严的呼唤。

当年龄成为暴行的“护身符”，法律的善意就变成了对无辜者的残忍。

正义不应该因为年龄而“打折”，生命的尊严更不容许被“豁免”。

我们等待的，是那句“法不容情”，而不仅仅是“法不容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