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的日记：日本兵当着10几个男人的面糟蹋了一个中国女人

有一个强奸事件，竟让一个日本宪兵连队在一夜之间，屠杀了十六个无辜村民？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权力游戏和命令履行？1940年夏天，广东佛山顺德一带的稻田掩映下，一起“十六死”惨案，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

那天夜里，便衣宪兵突然闯入村庄，抓走了十六名村民——十五个二三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理由很简单：“发现疑似游击队活动”。可等他们被押到佛山宪兵分队，审讯结果却是——全员无罪。可偏偏，就因为一个辅助宪兵深夜强奸了那名女子，为掩盖此事，分队长当场下令“全员斩首”。

第二天一早，女子鼓起最后的勇气，向值班宪兵举报了强奸经过，可分队长根本不想听什么真相。他担心丑闻一曝光，不仅影响“皇军威信”，还可能激起乡民反抗情绪。于是，他先让手下捏造“游击队通敌案”口供，再把十六个人定义为“参与游击队、袭击村庄、窃取日军情报”。材料一出，总部几日后就批复“立即处理”。

拂晓将至，人群在佛山郊外挖好的大坑边站成一列，村民们被蒙上双眼，一人接一人排队跪地。西谷稔，这位时任佛山分队的军曹，先是命令第一个男子跪下、仰头、身体前倾。然后含一口唾沫，绕到左后方，“嘿”地一声挥刀。刀锋刷过，男人当场血溅数米，头颅滚进坑里。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场面没有哭喊，只有刀与血的交响。

短句急促： “跪下。”“仰头。”“挥刀。” 长句缓冲： 那一刹那，鲜血顺着刀身流下，染红了泥土，还在浸润被害者身后的稻秧，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十六人，依次被斩首，他们的身体一具具无声地倒下，却留下了惨烈的回声。

最后一个死者，是那名女子。她被推到断头台前，刀落下后，“女子头颅飞出一米多远，头发刷地散开”。场边，分队长神色平静，当场焚香跪拜，口诵佛经超度亡灵，自欺欺人地以为罪行就此得到赦免。

这一夜的杀戮，看似混乱，实则整齐划一——“全员斩首”，一条命换一条命，用暴力掩盖强奸丑闻，用杀戮维护“纪律”。杀人过程，从命令到执行，只要上头一句话，下边便无条件服从。

西谷稔的杀人经历，其实早在1939年10月便已开始。那年，他调入华南派遣宪兵队，驻广东佛山，隶属第5师团。不到两月，他首次出手：在郊外公园角落，三名所谓“抗日嫌疑人”被叫到土坑前处决。先是刀断三分之一，见男子还在惨叫，队长怒吼，西谷只得补刀，刺刀捅入心口，把鲜血当场擦在刺刀刀柄上。

从那时起，西谷每月都要亲手杀人或监督行刑。何为“证据”？宪兵自己撰写的“口供供述”或“密报材料”即可；有时根本没有任何疑点，只要写一段“某某招供”材料，就能批量处决。杀人被当成“展示胆量”的机会，新兵砍得稳、准、狠就能得到表扬。于是，宪兵内部常常出现争先恐后、竞相出刀的场景。

整个佛山执行区几乎所有“游击嫌疑人”案卷，都缺乏基础调查。上头一声“急办”，底下便下来一条龙的“内审”“立即处理”。地点，多选在郊外墓地或树林；屠杀后，集体掩埋，从未留下一条真名。一切都在命令与报告里完成，档案编号、斩首时间与刀数记录得清清楚楚，唯独被害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从未出现过。他们死后，化作档案上的数字，连个“人”的编号都没有。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谷稔被俘，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他拒不认罪，一再强调“奉命行事”“职责所在”。直到1954年秋天，他突发肺炎，病危送医。病愈后，西谷态度转变，主动要求“重新写供词”，将此前隐藏的多起杀人案详细罗列——其中就包括那一夜的十六具无名尸体。

他在《认罪悔过书》中写道：“这些人无任何抵抗力，全为我亲手押解、策划、杀害。”在1956年，他向中国政府递交最终版本，承认自己直接斩首17人，监禁50余人，间接造成被害者逾百人。后来，他在管理所当清洁工，每日一边打扫，一边写下“罪行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悔恨。

可这些悔恨，能填补十六条无辜性命吗？能抵消那一夜血染稻田的惨景吗？一名宪兵的忏悔，终究压不住历史的铁证。

为什么无辜的农民，只因一个人的报复欲，就被定义为“抗日嫌疑”？杀完就能平息丑闻吗？当军纪成为屠刀的理由，法律和正义又在哪里？这场暴行，不只是个案，它映照的是一个系统化杀戮机制：伪造罪证、统一上报、批复杀人、完整归档。权力在上，生命在下，生与死之间，没有留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

信息来源： 参考资料：[日本老兵忏悔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资料：[我有责任讲述侵华战争的罪恶：日军驻粤宪兵西谷稔的痛苦忏悔.岭南文史.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