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总理询问毛主席关于红34师团长的记忆

有些名字不会随时间褪色，有些牺牲注定刻进民族骨血。开国大典的礼炮即将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一个关于红军部队的追问，让两位领导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1933年春，红34师从闽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成立之初全师四千余人，下辖100、101、102三个团，每个团都编有三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官兵大多是闽西子弟。当时100团团长是韩伟，101团团长是陈树湘，两人从早期革命就并肩作战，早已是生死之交。这支队伍刚组建就英勇善战，先后参加攻打龙岩、漳州等战斗，被誉为中央苏区的“钢铁之师”。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泰宁是主战场之一，陈树湘率领红34师在这里打了三场关键阻击战——泰交通线阻击战、泰宁县城保卫战、建泰沿线阻击战，在境内坚持战斗近50天，成功牵制了三万余国民党军队，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1934年4月，陈树湘升任红34师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全师兵力发展到五千余人，归红5军团指挥。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红34师被赋予全军殿后任务，成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绝命后卫”。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他们遭遇了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布下的湘江第四道封锁线，一场注定惨烈的血战就此展开。

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湘江两岸炮火连天。红34师在蒋家岭、水车等阵地死守，战士们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补上来，像钉子一样扼守每一寸土地。战斗最激烈时，湘江水被鲜血染红，江面上漂浮着战士的遗体。等中央主力全部渡过湘江，红34师的退路已被完全切断，6000余名将士打到不足2000人，师参谋长袁良惠、102团团长吕贯英等干部相继牺牲，政委程翠林也在12月1日的战斗中英勇殉国，年仅27岁。

陈树湘下令分路突围，韩伟率100团余部300人负责断后，在猫儿园附近陷入重围。弹尽粮绝后，韩伟带领仅剩的14人毅然跳崖，11人当场牺牲，他和第3营政委胡文轩、5连通信员李金闪被树枝挂住幸存，被当地百姓藏在红薯窖里7天才躲过搜捕。

另一边，陈树湘在突围中腹部中弹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这位29岁的师长醒来后，在担架上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韩伟三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胡文轩和李金闪相继牺牲，最后只剩他一人辗转前行，却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逮捕，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三年，韩伟始终咬定自己只是普通士兵，没出卖任何战友和情报。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后，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历经艰险抵达延安。毛泽东还记得这位当年的警卫排长，特意召见他解开思想包袱，鼓励他投入新的斗争。此后十几年，韩伟转战抗日和解放战争战场，历任晋察冀军区军分区司令员、67军军长等职，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总理提起的“红34师那个团长”，正是韩伟。毛主席自然记得，他记得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队伍，记得他们在泰宁阻击战中的坚守，记得他们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换来了中央红军的生机。

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他心里始终装着红34师的战友，那些和他一起出发的闽西子弟，几乎全部长眠在湘江两岸。1992年他临终前叮嘱儿子，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和牺牲的战友们葬在一起。他说自己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没回来，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相伴。

如今，天安门广场的礼炮早已响彻云霄，国家的繁荣昌盛如先烈们所愿。但我们不该忘记，每一份安宁都来自像红34师这样的“绝命后卫”，来自陈树湘的壮烈、韩伟的坚守，来自成千上万无名战士的牺牲。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模样，却用生命铺就了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当我们享受当下的和平与幸福时，是否还能想起那些在湘江两岸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年轻人？是否还能记得那个拼光了全师、却永远活在战友心中的红34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