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名字不会随时间褪色,有些牺牲注定刻进民族骨血。开国大典的礼炮即将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一个关于红军部队的追问,让两位领导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1933年春,红34师从闽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成立之初全师四千余人,下辖100、101、102三个团,每个团都编有三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官兵大多是闽西子弟。当时100团团长是韩伟,101团团长是陈树湘,两人从早期革命就并肩作战,早已是生死之交。这支队伍刚组建就英勇善战,先后参加攻打龙岩、漳州等战斗,被誉为中央苏区的“钢铁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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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泰宁是主战场之一,陈树湘率领红34师在这里打了三场关键阻击战——泰交通线阻击战、泰宁县城保卫战、建泰沿线阻击战,在境内坚持战斗近50天,成功牵制了三万余国民党军队,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1934年4月,陈树湘升任红34师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全师兵力发展到五千余人,归红5军团指挥。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红34师被赋予全军殿后任务,成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绝命后卫”。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他们遭遇了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布下的湘江第四道封锁线,一场注定惨烈的血战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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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湘江两岸炮火连天。红34师在蒋家岭、水车等阵地死守,战士们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补上来,像钉子一样扼守每一寸土地。战斗最激烈时,湘江水被鲜血染红,江面上漂浮着战士的遗体。等中央主力全部渡过湘江,红34师的退路已被完全切断,6000余名将士打到不足2000人,师参谋长袁良惠、102团团长吕贯英等干部相继牺牲,政委程翠林也在12月1日的战斗中英勇殉国,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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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湘下令分路突围,韩伟率100团余部300人负责断后,在猫儿园附近陷入重围。弹尽粮绝后,韩伟带领仅剩的14人毅然跳崖,11人当场牺牲,他和第3营政委胡文轩、5连通信员李金闪被树枝挂住幸存,被当地百姓藏在红薯窖里7天才躲过搜捕。
另一边,陈树湘在突围中腹部中弹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这位29岁的师长醒来后,在担架上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韩伟三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胡文轩和李金闪相继牺牲,最后只剩他一人辗转前行,却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逮捕,关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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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三年,韩伟始终咬定自己只是普通士兵,没出卖任何战友和情报。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后,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历经艰险抵达延安。毛泽东还记得这位当年的警卫排长,特意召见他解开思想包袱,鼓励他投入新的斗争。此后十几年,韩伟转战抗日和解放战争战场,历任晋察冀军区军分区司令员、67军军长等职,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总理提起的“红34师那个团长”,正是韩伟。毛主席自然记得,他记得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队伍,记得他们在泰宁阻击战中的坚守,记得他们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换来了中央红军的生机。
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他心里始终装着红34师的战友,那些和他一起出发的闽西子弟,几乎全部长眠在湘江两岸。1992年他临终前叮嘱儿子,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和牺牲的战友们葬在一起。他说自己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没回来,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相伴。
如今,天安门广场的礼炮早已响彻云霄,国家的繁荣昌盛如先烈们所愿。但我们不该忘记,每一份安宁都来自像红34师这样的“绝命后卫”,来自陈树湘的壮烈、韩伟的坚守,来自成千上万无名战士的牺牲。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模样,却用生命铺就了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当我们享受当下的和平与幸福时,是否还能想起那些在湘江两岸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年轻人?是否还能记得那个拼光了全师、却永远活在战友心中的红3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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