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读了17遍的禁书，藏着一个秘密？

教员曾亲口对人说过，《红楼梦》读过五遍，《资治通鉴》读过十七遍，每当遇到问题就翻出来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资治通鉴》长达300万字，司马光用19年时间编撰，你觉得，值不值得一读？

有人说，司马光耗费这么长时间编书，就是为了歪曲史实影射现实，把当面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写在书里，在背后蛐蛐政敌，目的不纯。

有人说，这部书充满了阴谋诡计，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

也有人说，司马光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腐儒，想通过这部书，把皇帝培养成人畜无害的海绵宝宝，方便他们篡夺权力和捞取利益。

但更多的人认为，这部书是旷古绝今的神书，无论是想发家致富、获取名利、治国平天下，都能从这部书里汲取到智慧，并找到相应的方法，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就在一生中，反反复复的读了17遍。

那，《资治通鉴》到底是一部什么书？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资治通鉴》背后的故事，理清楚这部书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读这部书。

说《资治通鉴》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宋朝史学的基本情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史书都是编年体，史官们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把各诸侯国发生的事情整齐排列、记录下来，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而集大成者便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号称“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事件记载全面、排列井然有序，但缺点就是叙述非常简略，往往一件事只有一句话，读者不用心考证，根本不知道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秦始皇灭六国以后，焚烧各诸侯国的史书，只保留一部《秦纪》，中国史学遭受巨大的挫败，史料严重缺失。

汉朝史官司马迁，为了给后人留下信史，便根据世间仅存的史料，以及自己走访各地整理出来的奇闻异事，编成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史记》。

《史记》一改春秋战国流行的编年体风格，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每个人物、每个事件都在司马迁的笔下栩栩如生，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故而《史记》出世以后，纪传体史书迅速流行，并成为历朝历代编撰正史的常规体例。

和编年体史书相比，纪传体史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更强，但代价就是篇幅大幅增长，字数急剧增加，而且一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散落在众多人物传记中，非常考验读者整理归纳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能力稍微差点，史书都读不明白。

人的生命有限，历史却在滚滚向前，到了宋朝时期，历代正史就达到19部，共计1600余卷、3000余万字。

这就意味着，宋朝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读完现存的史书，更不可能把握数千年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历史规律，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于是，宋朝读书人就对历史产生了畏难情绪，即便是号称“博览群书”的人，也只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典名著，了解一下两汉典故，后面的八百年历史，仍然是懵懂无知的。

不知中国历史，何以做中国人？

不知从何处来，又如何知道向何处去？

但，这就是宋朝史学的现状。

面对宋朝读书人不懂历史的现状，熟读经史的司马光非常担忧，他决定在工作之余义务加班，用编年体的风格给宋朝读书人编一部“中国简史”。

司马光选定编年体，原因有三——

1、这部中国简史是为了纠正纪传体正史的弊病，自然不能再用纪传体。

2、东汉的荀悦用编年体写了一部《汉纪》，仅用8万字就写完《汉书》80万字的内容，文辞简洁叙述详细，数百年来饱受好评。

3、司马光曾读过唐朝高峻写的《高氏小史》，仅仅60卷的篇幅，就帮他了解了上古三代到隋末唐初的历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但，司马光深知以前的编年体史书有“记载简略”的弊病，所以他准备把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融合起来，编一部既按时间有序排列，又有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并且对历朝兴衰和历史脉络有所借鉴的书。

公元1064年，司马光编成一部《历年图》，简略梳理了战国至五代后周之间的1362年历史。

再过两年，司马光参考《史记》等史料，将《历年图》的开篇部分扩充成八卷《通志》，详细梳理了三家分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把战国七雄的兴衰成败，非常直观的展现出来。

宋英宗读完以后，大为震惊，没想到史书还能这么写。

于是，宋英宗告诉司马光，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你就用这种风格继续写下去，把中国历史都梳理一遍。

为了支持司马光编书，宋英宗还允许他成立专门的编书机构、自己选聘助手、随意调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里的国家藏书和档案。

公元1067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继续鼓励司马光编书，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依据，将《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

这就意味着，编撰《资治通鉴》已经不是司马光的个人行为，而是成为宋朝的国家工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项目。

编撰《资治通鉴》的机构成立以后，司马光相继选了一批人做助手，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人。

第一人是刘攽（ban），进士出身，曾和其兄刘敞、侄子刘奉世合著了《汉书标注》，并独立完成《东汉刊误》，可谓精通两汉故事，所以司马光让刘攽起草《资治通鉴》的两汉部分。

第二人是刘恕，进士出身，凭借博闻强记的能力，上下数千年的人物、故事、典籍，刘恕都能信手拈来。正因如此，司马光让他起草最为纷繁复杂的魏晋南北朝部分。

第三人是范祖禹，同样是进士出身，追随司马光整整17年，承担了唐朝部分的起草工作。

可以说，《资治通鉴》的编撰班子，学识和能力都是当世第一流的。

那，他们又是如何编书的呢？

其实，编书工作主要分成三个步骤。

首先，无论是国家藏书和档案，还是民间藏书、小说、文集，凡是对编书有用的史料，司马光和助手们都想尽办法收集起来，然后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分散到某年某月某日等条目之下。

这一步称为制作丛目。

据后世学者考证，《资治通鉴》引用的史料，仅“杂史”就有300余种、字数大约3000万字，如果再加上19部正史，那么《资治通鉴》引用的史料，起码有6000万字之多。

梳理史料时，如果几种史料对人物事件的记载一致，他们就选择记载最详细的一种，不一致，便选择证据分明、合情合理的史料做正文，其他史料附属在正文之下。而 如果几种史料的详细、简略程度不一致，他们就各取所长，再做整理归纳。

这一步称为编修长编，完成之后，《资治通鉴》的初稿便出来了。

最后一步是删改定稿，司马光亲自审阅助手们选择的史料是否恰当、考证是否精确，确定没有问题以后，他再进行最后的删减工作，并将文字润色成统一风格。

例如唐朝部分，范祖禹的初稿有六七百卷，但司马光用三四年时间进行审阅，最终删减至81卷。

就这样，经过19年的苦心编撰，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编撰完成，囊括了三家分晋到周宋鼎革间的1362年历史，共计294卷、300余万字。

和以前的正史相比，《资治通鉴》的篇幅缩减了90%，但事关王朝兴衰、人民生计、人物命运变迁的重点内容则一分不减。

元朝兴文署重新刊印时，就在序言里写道：

“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

正因如此，历代名人大家都认可这部书。

儒家学者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意为一日不可远离。

写出《三字经》的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认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给《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也评价说：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近现代以来，教员更是读了17遍，评价道：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以说，司马光和助手们编撰的《资治通鉴》，不仅给宋朝读书人提供了一部中国简史，更给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真正起到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

尽管《资治通鉴》已经是一部中国简史，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300万字的篇幅仍然太长了。

司马光就吐槽说：

“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可见，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都认为读历史是非常枯燥的事，然而，历史又不能不读、以往的经验教训不能不总结，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还另外编了几部衍生书。

其中一部是《通鉴目录》，以年表的形式将千余年的历史事件详细排列，既是《资治通鉴》的目录，也是宋朝以前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即便是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能通过这部书，对中国历史有个大概印象。

另有一部《通鉴举要历》，是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删减以后刊定的。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的简化版，那么《通鉴举要历》就是《资治通鉴》的简化版，适合做为中国历史的进阶读物。

最后一部《稽古录》，是司马光和黄庭坚给青少年准备的简明历史读本，简略叙述了上古伏羲氏到宋英宗年间的历史大事，相当于《资治通鉴》的青少版。

等到《稽古录》写完，司马光也精力耗尽，去世了。

最后说说我对《资治通鉴》的看法吧。

现在很多人认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为了把皇帝规训成不敢作为、撒手放权的懦弱软蛋，方便地主士绅们揽权谋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说法，大概率是因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以“臣光曰”的名义对历朝历代的人物、事件写下大量评论，而这些评论又充满了儒家道德教条的气息，散发着浓浓的爹味。

但我并不认为，司马光是要刻意规训皇帝。

司马迁写的《史记》，文风跳脱情绪浓烈，每篇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也能实事求是、纵横褒贬，那是因为汉朝本身就处于中国文明的草创时期，没有哪种思想能够一家独大，没有哪个人物能一手遮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朝便保留了合纵、连横、游侠、轻生死重义气的上古遗风，造就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司马迁把时代风貌带入文字，便留下情绪浓烈的《史记》。

但到了宋朝，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司马光在这种环境下编史书，便不可避免的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评判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换句话说，《资治通鉴》里的爹味是时代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司马光刻意造成的。

事实上，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就把编书者和读书者的态度讲清楚了，那就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胡三省也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他们两人的意思就是，《资治通鉴》把史料一五一十的罗列出来，能从中读出什么东西，就看各位读者自己的本事了。

如果你是胸有山川沟壑的人，能从《资治通鉴》里读出千年风云、列国征伐、王朝兴衰、芸芸众生跌宕沉浮的沧桑感。

如果你是关心个人命运的人，定能从《资治通鉴》里汲取到历史人物发家、崛起、转折、没落、保身的经验和智慧。

但如果你是马前泼水的人，那大概率只能读出儒家的道德教条，用“臣光曰”里的瑕疵贬低整部《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读者的真实面貌。

教员对资治通鉴高度评价，其实其中也藏着一个秘密。

在谈论中国最好的书时，教员晚年曾经感慨的评价：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他曾感慨自己一生受了很多打击，所以，他感叹司马光不得志时写下了一部大书《资治通鉴》的经历，正是在用此勉励自己。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政治阴谋，教员读史书肯定目的不纯。

对于这样的说法，教员是知道的，他晚年总结性的说——

“《资治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 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而对宏观的历史，教员也有自己的理解。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专门抽出时间，和参会代表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这么说，其实是想用新时代的革命原理，梳理旧的中国历史，开创新的中国历史。

你能看见多远的历史，就能照见多远的未来。

一棵树长得有多高，要 看它的根扎得有多深，教员的根扎得有多深呢？学者周溯源曾评价：

一代伟人酷爱《资治通鉴》，通读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教员故居里。 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教员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跟教员品读《资治通鉴》，就是从教员的视角，重新审视、解读、感受几千年来影响支配中国人的古老的钩史浮沉，以及这段漫长的历史在教员炉火纯青的点化中升华出来的照耀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智慧。

教员在其故居内，共收藏了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线状本，还有一部是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教员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

而这不个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博大精深，一个人在书斋里穷毕生精力也读不完，但如果只挑一本书来读，那就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用一本书说透中国历史的兴亡得失。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历史上那些最顶尖的人物，已经给了它盖棺定论：

一代名臣曾国藩，熟读数遍，赞它“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 史学泰斗钱穆，称其为学史之人的必读之书。” 梁启超 直言：它是一本帝王的教科书。 清人王鸣盛用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它自诞生，便让后世无数英雄顶礼膜拜，众多最聪明的头脑反复研读。

可以不夸张的说，只要读一遍，便可终身受益无穷。

自问世以来，它便成为历代君王必修的教科书，是政要、精英的案头参考：

朱元璋、康熙、乾隆对其情有独钟；曾国藩说它是经世哲学的最巅峰之作；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专为帝王打造的“治国教科书”。

记录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计16个王朝的兴衰交替。

在成书后，《资治通鉴》一度沦为禁书。

因为内容太硬核，曾被朝廷严格管控，禁止异国人购买，严禁商贩带出国境线外，古代韩国人日本人想看，都得通过民间“走私”。

宋徽宗时， 蔡卞的手下更是要禁绝《资治通鉴》，这部巨作差点就消失了。后陈瓘拼死阻止，以这本书是国家工程，宋神宗亲自作序为理由，才保全了下来。后人因为陈瓘的这份功德，将他与岳飞、文天祥共祀于南通文庙，以示同辉。

古人相信，这本书传出去，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就算到今天，读过它的人少之甚少，读完也都非寻常人。

越是艰难时，越要去看通鉴。常人想获得历史借鉴，打开格局，寻找出路，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就是读通鉴！

作家冯唐称《通鉴》为“人性之书”，每日必读上两章，在各界游刃有余。

金庸先生推崇《通鉴》，才有了超越当时香港武侠境界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往远一点说，曾国藩一介布衣成半个圣人，称一生反复读，可解人生困惑。

294卷，写尽1300多年王朝兴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谋士能臣，不计其数，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识人用人驾驭人更是数不胜数。

从汉高祖刘邦身上，学到建立大局观、知人善任的领导力。

从“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战国四公子身上，学会游刃有余地经营人脉。

从绵延千年的政治场，懂得中国社会生存“潜规则”，何时韬光养晦，何时主动出击。

堪称中国人的智慧全书！权力游戏、人情世故、智谋心思……全都浓缩在一本通鉴中。

当你真正读完《资治通鉴》这部真实、厚重的历史大部头，你的认知和精神都会迎来一次改头换面的洗礼。

但普通人想要读完太难了。原著碎片化记录不连贯，文言文难读。就算翻译成白话文，很容易读了前文忘了后文。卷帙浩繁294卷，常人若不吃不喝一天读，需要读五年才能读完。

所以这一次，我们精选了这套全本无删减、翻译权威的《白话资治通鉴》，推荐给大家。对我们普通读者就十分友好！

团队历时三年打磨，文白对照，通俗好读。

让你像看小说一样，读懂这部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处世之书”。

底本考究，翻译权威，每卷开篇加上题解，让大人、小孩都能畅读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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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张车票钱，就可收获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争读不止的经典之作，这笔投入太值了~

历代杰出人物的必读书

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大智慧，一书囊括

为什么一部书，能让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争读不止？

因为，《资治通鉴》里记录了大量的真实案例解析，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在里面找到问题的最终极答案。

比如，作为企业家，公司要怎么招揽人才？

很简单——

曹操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啥意思，老板不舍得“花钱”，牛人招不来；招来了不舍得奖赏，牛人留不住。

而且奖赏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力度要大，第二是一定要及时。

要成大事，就要舍得“割肉”，唯有此方能聚拢人才，齐心协力办大事。

再比如，作为下属，你要如何“正确地”给上司提建议？

《通鉴》记载吴起、乐羊，苦苦打了三年仗，终于得胜而归。

国君魏文侯，却把打下来的领地，封给自己的儿子。还问群臣：“我为君如何？”

群臣一个个都回答：“您是仁德的国君。”

但一个叫做任座的臣子去直言不讳地说：“国君攻克中山国，不将它封给功臣和弟弟，却分给儿子，怎么能称得上仁德呢？”

场面很尴尬，魏文侯眼瞅着就要发脾气。

这时候，另一个臣子翟璜出来救场：“国君，您是仁德的君主！”

魏文侯再问：“何以知之？”

翟璜回答：“臣听说只有国君仁德，臣子才可能正直。刚才任座言辞正直，这不正证明了您是仁君吗。”

魏文侯听完大悦。

一句话，不仅灭了魏文侯的怒气，还解救了同为忠臣的任座，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

你能说这个马屁拍得不高明吗！

再比如，职场、生活中如何识人？

《资治通鉴唐纪》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啥意思？生气乃人之常情，如果有人生气却不表露出来，反把笑容挂在脸上，这样的人，则要远离。

一句话，人性的弱点，人心的不可测，早已被司马光写透。哪怕读懂其中的十分之一，都足以让你眼见、格局远胜同龄人。

更重要的是，阅读此书，透过前人的智慧，时时参照自省，可以让人生少走许多弯路，避免不必要的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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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送人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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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够好看，够好读。

除了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与权谋之书，《资治通鉴》更是一部拨云诡谲、字字珠玑的历史故事书。

火烧赤壁、螳螂捕蝉、武帝托孤……的来龙去脉，你能在这一睹全貌；

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刘邦的用人之道、孟尝君的修身之道，你能在这里读到精髓。

上起战国，下终五代，16个朝代的君臣治乱、是非成败、前因后果，《资治通鉴》一书全囊括。

其中包含的，不止是王侯将相的管理和谋略之术，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人情学问、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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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始终不变的却是人性，观《资治通鉴》，了解人性，参照自性，做人做事自然从容、豁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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