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少颖等：跨境并购贷款中的监管顺序与风险应对

原标题：袁少颖等：跨境并购贷款中的监管顺序与风险应对：名义变更与共管账户机制研究

前情提要

近期，笔者团队主办一起中日企业并购案件（案件还在进行中，具体企业名称未披露）。案件中，买家拟通过银行并购贷筹措资金，却面临名义变更、贷款抵押与资金支付的时序冲突，为交易推进带来挑战。为此，袁律师团队展开深度研究，致力于破解这一循环困境。

近年来，受成本攀升、市场竞争白热化及日资企业自身战略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在华日资企业的撤退进程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选择通过并购方式收购在华日资企业，形成了“日本母公司为卖方、中国企业为买方、中国境内法人为目标公司”的典型交易模式。与常规股权转让不同，这类跨境交易往往涉及复杂的融资安排，“并购贷款（M&A Loan）”的引入成为主流选择。其虽能有效提升资金利用效率，但也引发了名义变更、贷款抵押与资金支付之间的时序冲突，为交易推进带来新的挑战。

一、监管逻辑：名义变更的法定优先性

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目标公司股东从日本企业变更为中国企业时，需严格遵循“先变更、后支付”的法定流程——必须首先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股权变更备案及营业执照变更，后续方可推进税务变更、外汇审批与资金支付手续。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在于：主管机关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实际所有人为权属认定依据，税务、外汇等配套系统亦以此为基础开展后续审批工作，“名义变更先行”是保障交易合法性的前置条件。

然而，这一制度安排与并购贷款中的银行抵押要求存在天然矛盾。根据《民法典》《担保法》相关规定，抵押行为合法有效的前提是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处分权。在名义变更完成前，买方尚未成为目标公司合法股东，不具备抵押权设定资格，银行无法以目标公司资产作为抵押物发放贷款，形成了“想放款却无合格抵押、要抵押需先完成名义变更”的循环困境。

二、时间差与风险暴露：跨境并购中的“监管真空期”

在实际操作中，即便完成名义变更，后续税务变更、外汇审批等环节仍需一定周期，资金实际支付通常滞后1至2个月。在此期间，卖方已丧失股东名义，买方尚未支付交易对价，银行也未发放贷款；卖方处于权益无充分保障的状态，形成典型的“监管真空期（regulatory vacuum period）”。

为更清晰呈现这一时间差，以下为该类跨境并购的真实操作流程与风险分布：

从流程可见，名义变更完成至贷款放款之间的“制度性间隔”，使得卖方权益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而银行因监管要求无法提前介入，进一步加剧了交易推进的风险。

三、实务应对机制：平衡监管要求与交易安全的三大路径

针对“名义变更在先、放款在后”的制度性矛盾，实务中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实现风险平衡，保障交易各方权益：

（一）共管账户（Escrow Account）制度

由中立第三方（以银行或律师事务所为主）设立共管账户，在买方并购贷款获批后，先将资金存入该账户。待名义变更完成、税务与外汇要求全部满足后，共管方依据事先签署的协议条款释放资金至卖方账户。这一模式在中日跨境并购中应用最为普遍，既能契合中国“名义先行”的监管要求，又能通过资金共管确保卖方权益，有效缓解时序冲突。

此外，共管账户还具备风险兜底功能：若交易因审批失败、条款未达成等原因最终终止，可通过书面形式终止共管协议，由共管方将账户资金原路退回银行；银行回收资金后，抵押合同失去履行基础，可依法解除抵押手续，从根本上规避卖方在监管真空期的权益风险。

（二）阶段性控制权保留

在名义变更完成但资金未到账的真空期内，交易双方通过股东协议或公司章程条款明确约定：卖方保留对目标公司核心管控权，包括公司账户支配权、印章管理权及重大事项决策权（如对外担保、股权再转让等），且上述权利需由双方共同行使。待买方完成资金支付、银行放款落地后，双方再通过书面确认解除卖方的阶段性控制权。该机制虽会增加协议起草与执行的复杂度，但能直接消除卖方对“名义已转、资金未到”的顾虑，显著降低交易信任成本。

（三）SPV（特殊目的公司）过渡结构

买方先设立中国境内或离岸特殊目的公司（SPV），作为股权收购的过渡持股主体。交易第一步，日方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SPV；第二步，银行以SPV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作为抵押物，完成贷款审批与发放；第三步，待贷款发放、外汇结算等流程全部完成后，SPV再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最终买方。这一结构通过“过渡主体”实现了“抵押设定-贷款发放-股权交割”的时序衔接，制度合规性与交易安全性较强，但SPV的设立、维护需额外承担成本，且涉及跨境持股的合规申报，对交易团队的专业能力要求更高。

四、制度矛盾根源：中日监管体系的 “节奏错位”

跨境并购贷款中的时序冲突，本质是中日两国监管体系差异导致的“节奏错位”：

• 中国侧：并购贷款需同时接受银行监管（贷款审批、抵押合规）、外汇监管（资金跨境流动、结售汇审核）、税务监管（股权转让税费缴纳、税务登记变更）三重约束，各环节环环相扣、流程严谨，强调“程序合规优先”；
• 日本侧：企业退出跨境交易时，更注重商业逻辑与合同履行效率，以“交易达成、资金到账”为核心目标，对中方多部门监管的流程复杂度与时间成本缺乏预期。

这种监管逻辑的差异，使得“名义变更、资金支付、抵押设定”三者难以在时间上实现同步，形成制度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个别交易的特殊问题，而是中日跨境并购中的普遍性现象，对交易各方——尤其是买方财务顾问（FA）与律师团队——的跨部门、跨制度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在合同条款设计、资金安排与监管合规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五、实务操作建议：降低风险、提升交易效率的四大关键

基于上述制度矛盾与应对经验，为推动中日跨境并购贷款交易平稳落地，提出以下实务建议：

1. 融资路径前置明确，纳入谈判核心议题

若交易拟引入并购贷款，买方应在商务谈判初期主动向卖方告知融资方案，明确贷款审批流程、预计放款时间，并将“贷款放款条件”纳入交割时间表，避免因融资节奏不透明引发卖方信任危机，为后续流程扫清障碍。

2. 合同条款细化风险分担，约定条件性交割

针对“审批延误、外汇管制导致资金支付延期”等潜在风险，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设置条件性交割条款，或通过补充协议明确责任划分：例如约定“因中方监管政策调整导致放款延迟的，不视为买方违约；因卖方未配合完成变更手续导致延误的，由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减少后续争议。

3. 强化共管与监督机制，覆盖真空期管控

结合交易实际选择共管账户、阶段性控制权保留等机制，并细化操作流程：例如在共管协议中明确资金释放的触发条件（如“收到税务变更完成证明+外汇审批文件后3个工作日内放款”）；在控制权保留条款中列明卖方需共管的具体事项（如“公司基本账户网银U盾由双方共同保管”），确保真空期内公司运营安全、资金受控。

4. 加强跨文化沟通，化解监管认知差异

买方团队应主动向卖方解释中国“名义变更先行”的监管逻辑，说明相关流程是法定要求而非买方主观拖延，通过提供监管政策文件、过往交易案例等方式，帮助日方理解中方多部门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合作信任，减少因认知偏差导致的交易停滞。

六、结语

中日跨境并购贷款的核心难点，并非法律条文的晦涩难懂，而是两国监管体系“节奏错位”带来的实务挑战。名义变更、资金支付与抵押设定之间的时间差，既是制度层面的客观问题，也是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通过共管账户、阶段性控制权保留、SPV过渡结构等机制，能够在“监管真空期”中找到风险平衡点。

真正成熟的跨境并购团队，不仅需要精通中日两国的法律与商业规则，更需具备在制度缝隙中搭建“桥梁”的能力——既要满足中方多部门的合规要求，又要保障日方的交易安全预期，最终实现跨文化、跨监管背景下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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