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扶苏接到诏书，为什么不核实真实性，就选择自杀？

材料来自：《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对蒙氏兄弟极为看重。

蒙恬在外统领大军，蒙毅则在朝中出谋划策，两人忠诚可靠，连朝中大臣都不敢轻易与他们作对。

这时，有个叫赵高的人，生来就有生理缺陷，但为人精明，对法律十分精通。

秦始皇看他能干，便让他做了中车府令，还让他教胡亥处理案件，胡亥很是喜欢他。

可赵高犯了罪，秦始皇让蒙毅去查办，蒙毅依法判定赵高该死。

秦始皇觉得赵高办事机灵，就赦免了他，还让他官复原职。

赵高对蒙氏兄弟怀恨在心，又深得胡亥信任，便怂恿胡亥，说可以假传秦始皇的旨意，杀了扶苏，立胡亥为太子。

胡亥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

赵高又说：“这事得和丞相李斯商量商量，不然怕办不成。”

于是，赵高找到李斯，说：“皇上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这儿，定谁当太子，就看你我二人了。这事儿您怎么看？”

李斯一听，大惊失色，说：“这可不能乱说，这不是臣子该议论的事！”

赵高又问：“论才能、谋略、功劳、人缘，还有长子扶苏的信任，您和蒙恬比，谁更强？”

李斯说：“我不如他。”

赵高接着说：“那要是扶苏当了皇帝，肯定会用蒙恬当丞相，您这丞相的印玺可就保不住啦！胡亥仁慈宽厚，立他为太子多好，您可得好好想想！”

李斯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和赵高一起，假传秦始皇的旨意，立胡亥为太子。

扶苏接到旨意，哭着进了内室，准备自杀。

蒙恬劝他：“皇上在外，又没立太子，派咱们守边疆，这可是重任。现在一个使者来，你就自杀，怎么知道不是假的？再请示一下皇上也不迟啊。”

可扶苏说：“父亲让儿子死，还请示什么！”

说完，就自杀了。

1、政变根源在哪？

秦始皇那可是个能力超强的人，可他在安排后事上却犯了大错，没把生死和身后事想透彻。

他只把后事托付给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就在身边，他却不把遗命让更多人知晓。

要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这遗命就越难被随意更改，可秦始皇没这么做，这就给政变埋下了隐患。

看看当时的局势，赵高和蒙毅、蒙恬有仇，蒙氏又是扶苏一派，赵高则和胡亥走得近，两党对立明显。

秦始皇难道真对这局势一点察觉都没有？

有人说他本就想传位给胡亥才故意这么安排，可这也太不靠谱了，风险大得离谱，这不是拿帝国的未来开玩笑嘛。

而且啊，秦始皇太自信了，自信到自负的程度。

他觉得自己的诏命没人敢违背，随便交给谁，对方都会老老实实执行。

可他没想到，“矫诏”这种事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威严就能让一切按他的想法来，却忽略了人心的复杂和权力的诱惑。

秦帝国初立就遭遇政变，说到底，是秦始皇在安排后事上考虑不周全，对局势判断失误，又过于自信。

这也给后来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安排身后事得慎重，得考虑各种因素，不然，再强大的帝国也可能因为内部的权力争斗而摇摇欲坠。

2、体制、人心与服从。

第一，体制

从秦朝的体制架构来看，皇权与相权分置本是一种相互制衡、协同治理的设计。

理想状态下，宫廷与相府应紧密协作，共同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出力。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从赵高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秦朝的政治格局里，一场重大的政变若没有丞相的配合，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沙丘之变便是一次典型的宫中太监与府中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而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历史的长河中必然不会仅仅上演这一次。

第二，人心

赵高堪称一位极强的心理专家。

他深知李斯的心理弱点，为了说服李斯与自己合谋，让李斯和蒙氏进行对比。

李斯在仔细权衡之后，发现自己确实比不上蒙氏。

在权力的诱惑和赵高的蛊惑之下，李斯最终选择了与赵高站在同一阵营，共同谋划这场改变秦朝命运的政变。

这一决策过程，充分暴露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脆弱。

李斯作为一代名相，本应坚守原则，维护国家的稳定，但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他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第三，服从

秦始皇生前将后事托付给赵高，然而他的遗诏却没人听从，被赵高截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高等人伪造的诏书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

这一结果实在令人费解。

通常身处宫廷内部、卷入权力斗争核心的王子往往命运堪忧，而远离宫廷、在外拥有一定势力的王子则相对安全。

但这一次情况却完全相反，胡亥在内顺利继位，扶苏在外却命丧黄泉。

扶苏拥有太子的身份，还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

按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更何况扶苏是即将登基的太子，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对诏书的真实性进行进一步核实。

然而，他却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识都没有，乖乖地选择了自杀。

对于这一行为，能给出的解释或许只有两种。

一种是在秦始皇长期积威之下，扶苏内心深处对父皇的抵抗心理和欲望彻底消失，只剩下绝对的服从；另一种解释则有些戏剧性，扶苏感觉自己遭受了父皇的遗弃，心怀怨望，索性以死来抗议。

赵高和李斯派出一队使者，不仅成功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

这一现象充分表明，秦朝的政令军令极为严肃，法纪严明，经过长期的治理和训练，人人都已经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从秦始皇兵马俑那气势恢宏、整齐划一的阵仗中，我们似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这种威严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渗透到了秦朝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整个国家如同一个高度精密的机器，每个零件都严格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转。

然而，这种过度的服从文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当权力被滥用时，人们往往缺乏反抗的意识和勇气，从而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

秦朝的这场政变，让我们看到了体制的漏洞、人心的复杂以及服从文化的双面性。

它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