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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叔公的渡船

六叔公是守在时间河畔的摆渡人。他的渡口，是村东头那座横跨在小清河上的三孔石桥。

记忆里的他，似乎永远桥头那棵大槐树的荫蔽下。一张小马扎，一个泡得发黑的搪瓷缸，就是他全部的营生。他不上桥，也不下地，就坐在引桥的坡上，看着人来人往，日升月落。村里人都说，六叔公是个“闲人”，可他的“闲”，却闲出了一番境界，闲成了村子的一部分肌理。

他的工作，无形无质，却又具体得很。谁家两口子吵了架，女人抹着眼泪跑过桥，六叔公会慢悠悠地喊一句：“慢点走，桥滑。”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能暂时压住女人心里的惊涛。过一会儿，男人气呼呼地追来，六叔公又会递过一句：“火气上了头，话比桥墩子还硬，伤人啊。”男人往往就停了步，摸出烟，凑到六叔公边上点一根，那股子要拼命的戾气，便在烟雾里淡了几分。

他更像是这座桥的魂魄，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和温和的调解者。孩子们的弹珠滚到他的脚边，他会用那根磨得光滑的竹杖轻轻拨回来；外乡人问路，他能把东头的张家祠堂、西头的李记铁铺说得清清楚楚，仿佛整个村子的地图就摊在他心里。夏天的午后，他脚边的阴凉地，是孩子们捉蜻蜓累了之后最好的歇脚处。他会讲些古早的故事，关于桥下的河曾经多么宽阔，能行船；关于桥头的老槐树，是哪一年他亲眼看着种下的。他的故事没有惊涛骇浪，就像小清河的水，平缓地流着，流进我们好奇的耳朵里。

我曾觉得六叔公的人生是停滞的，他仿佛从未年轻过，生来就是一副布满皱纹、眼神温和的模样。直到有一次，我父亲说起，六叔公年轻时也曾走出过大山，去过南边轰轰烈烈的工地，据说还当过一个小工头。不知为何，去时风华正茂，归来时却已是中年，默默地接过了守着这座桥的宿命。关于外面的世界，他绝口不提，那一段闯荡的岁月，被他严严实实地封存在了心底，就像河床底的沉沙，表面波澜不惊。

我后来才渐渐读懂，六叔公守的或许不是桥，而是一种秩序，一种节奏。他用自己一生的“闲”，为这个越来越忙、越来越快的村子，保留了一个可以喘息、可以回头的坐标。他是情绪的缓冲带，是乡情的凝结核。那些无处安放的怒火、委屈、迷茫，在走过他身边时，仿佛都能被那双浑浊而平静的眼睛过滤一下，变得可以承受。

去年，村里为了通旅游大巴，拆了那座老石桥，建起了宽阔结实的水泥大桥。新桥气派，车水马龙，再也找不到一丝过去的痕迹。六叔公自然也失去了他的“渡口”。

他如今住在侄子家敞亮的楼房里，生活无忧，却像一株被移栽到花盆里的老树，有些蔫蔫的。我上次回去看他，他正对着窗户发呆，窗外是另一栋楼冰冷的墙壁。我陪他坐了一会儿，空气静默。临走时，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现在的桥，走得快，可是不踏实了，听不见水声。”

我愣了一下，旋即明白。他摆渡的，何尝是人？他摆渡的，是那些即将被速度抛弃的温情，是人与土地、人与人在慢时光里建立起来的联结。老桥塌了，他这个摆渡人，也就真正“上岸”了。

我走出门，回头望去，仿佛又看见桥头槐树下，那个坐在马扎上的身影。他不再目送谁过河，他自己，连同他守护的那个缓慢、绵长、充满人情味的世界，都成了彼岸的风景。而我们，都被留在了此岸，在这条名为“现代”的急流上，仓皇前行，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