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是资本家的恩赐，还是工人斗争的结果？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于 18 世纪下半叶，当然这也是英国失去后来的美国这一重要殖民地的时期。

英国的城市化浪潮开启于工业革命之前，随着英国对外殖民的急速发展而提速。而在 18 世纪，圈地运动变得十分踊跃，动力却是英国的农业革命，也就是借助新式机械农具、改良后的畜牧业、四茬轮作制推广、新作物引进而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存空间变得异常狭窄，只能就近或进入城市从事零散的手工业。

很显然，劳动力供给的充沛使得雇工价格必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并且造成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工厂的兴起使得过去的家庭手工业衰落，妇女和儿童也丧失了贴补家庭收入的途径。

这就是英国近代城市贫困问题的由来。

工业革命从 18 世纪后期启动，到 19 世纪中期完成，英国城市化率超过了 50% ，以机器生产为特点的工厂制取代了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工场制。尽管工业革命显然是进步进程，但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劳动者被无情盘剥和压榨却是难掩的事实。而且，工资较低且更容易管束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工业革命初期最典型的产业棉纺织业的主要劳力。

1830 年，英国没《利兹使者》报道“约克郡的街道上洒满了童工辛酸的泪水，因为工厂主的贪婪，童工们被迫在工头与监工的驱赶下来到工厂工作。成千的儿童——主要是女童——从 7 周岁到 14 周岁不等，每天被强迫从早上 6 点一直工作到晚上 7 点，仅仅有半个小时被允许吃饭和休息。”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打破了手工艺积累纯熟可以为从业者带来溢价工薪的可能，传统学徒制和行会制被废除，诸多手工工匠都最终沦为机器的附庸 ——当然，相较于 20 世纪初以来的标准化流水化生产线彻底摧毁熟练工人相较于企业主谈判地位，加深工人依附地位，工业革命的这方面影响不能不说还是有限的。

工业革命越发展，民众越贫困，这似乎成为一个难解的谜题。而劳工阶级的现实苦难是难以掩盖的。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 “无产阶级”，必须承受工业化时代带来的繁复、单调、有压迫性的工厂劳动，必须忍受很低的工资待遇、恶劣的劳动环境和畸长的劳动时间，物价节节攀升，这样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就非常可疑。

18 世纪后期也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成熟的过程。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社会贫富不均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所致，但斯密主张政府应当放弃对社会经济的管控，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来改变不合理的状况。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当时英国的政府政策形成很深的影响。

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如同其他国家古代、近代那样，配备了济贫功能。而在工业革命后甚至还放松了对济贫政策的限制，增强了济贫功能。我们今天所称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水平绑定的家庭生活补贴，在当时的英国都已经出现。

但旧时的济贫制度注定不能长久运行下去，这并不是亚当 ·斯密所称的政府管控经济带来了较大弊端，而是因为工业革命开启，经济、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但英国政府的管理和治理仍然是旧时代的，无法适应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贫民大幅增长，而劳工阶级陷入巨大困苦的情势。

自由主义思想的拥趸却认为，济贫制度会滋养懒汉，甚至认为会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妨碍资本积累。这最终推动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出台了新的济贫法，极大地缩小了济贫范围，这也是经济学家经常所称的良法。但这本质上是减少济贫之初，“把无法被济贫院接受的贫民推向严酷的自助或独力承担贫困，这是对贫困阶级的阻止，而不是为了减少贫穷”。

新出版的《近现代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书中谈到，虽然如此，但在 19 世纪在英国兴起的福音运动，极大地对冲了自由主义思想灌注在政策体系降低社会福利的影响，强调塑造全社会价值规范，整顿社会道德秩序。教会人士深入调查纺织厂童工，对其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革除弊端需要让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各自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在 1878 年创建“救世军”的查尔斯·布思通过对伦敦贫民窟的调查，在 19 世纪末出版多卷本《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贫困线上徘徊挣扎的深层次原因，并发明出“贫困线”的概念。

事实上，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英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不定期地遭遇经济萧条，加深了贫困现象。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此前一直被经济学家宣称是努力不够、品德不端，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原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分化，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都思想派别都在提出消除贫困问题的设想，社会开始逐渐形成认知意见，也就是国家有责任干预贫困问题。

《近现代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书中指出， 19 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度流行着“自助”观念，也就是强调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尽可能达到受人尊敬的生活状态。这从本质上与后来流行的“美国梦”等鸡汤观念相似，但公允而言，也确实促成了工人阶级加强了素质培养、建立起勤俭节约意识。

当然，从根本上使得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台的动力还是英国工人运动在 19 世纪下半叶，显露出了远超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叶的力量。

英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是从劳动环境改善、劳动时间缩短纳入立法开启的。英国议会在 19 世纪 30 年代立法，禁止纺织厂雇用 9 岁以下儿童，将 9-12 岁、 13-18 岁青少年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 9 小时、 12 小时，每年还要保证 2 个整天和 8 个半天的假期。到了 1844 年，新版的工厂法则规定妇女和 13-18 岁青少年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而未满 13 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6.5 小时，鼓励工厂为儿童提供半工半读的环境。 1847 年，英国议会立法，将妇女和青少年每天工作时间缩短到 10 小时。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英国议会连续立法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厂矿的卫生标准、安全防护、工资支付方式等，都逐渐被写入。从 1908 年开始，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并要求雇主承担雇工安全保障的责任。

旧时的英国城市，哪怕是伦敦，到了 19 世纪公共卫生问题都非常突出，公共环境可谓肮脏不堪。而贫民扎堆的街区则更是逼仄肮脏。 19 世纪中期，英国医生揭示霍乱、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的传播方式都可以打破阶级界限，这才驱动统治者开始致力于建立公共卫生观念。尤其是洁净用水开始加快实现，因为霍乱跨越阶级传播的动能最强。

除此之外，英国还逐渐开始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基础教育。当然，此举的目的本质上是服务英国的工业化。这是如此明白无误的功能和影响，但在 19 世纪曾多次招致富人阶级的反对，认为劳工阶级提高教育水平会导致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受到冲击，工人更可能接受革命思想。

20 世纪初，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依旧突出。为了弥合社会矛盾，如前述，保护劳工、增加保障的立法不断出台，而 19 世纪 30 年代济贫法也终于被扫入故纸堆。英国在 1908 年建立起国家养老金制度， 1911 年开始推行失业保险。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 20 世纪第 2 个 10 年开始加速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买进，增加福利供给，是因为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英国参军者极度糟糕的身体状况。英国平民的体质状况相较于当时的德国人相去甚远，富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被迫承认这一状况危及国家未来。而在二战期间，丘吉尔领导英国人顽强抵抗德国空袭，将大批儿童疏散到英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伦敦等大城市的工人家庭子女糟糕的卫生和健康状况因此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民众眼中。

所评图书：

书名：《近现代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

主编：陈晓律

作者：盛仁杰、孟钟捷、孙坚 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