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苏27归国途中，被蒙古国锁定：立刻离境，否则开火！

1992年8月，三架苏27战斗机从俄罗斯南部悄然起飞，他们的目标是中国安徽芜湖。

可就在这支空中编队穿越蒙古国领空时，竟被警告：“立刻离境，否则开火！”

蒙古国为何这么做？这支编队又该如何应对？

物资换战机

1989年，中国空军一位高级将领在一次内部汇报中直言：“我们已无法用现有的歼6、歼7与世界先进空军抗衡。”

彼时，世界格局已悄然剧变，美苏争霸走向尾声，冷战步入尾声，而中国空军却在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前显得举步维艰。

更严峻的是，美欧国家对中国军事技术出口仍设重重壁垒，1989年后的西方军售禁令直接将中国排除在高端战机技术圈外。

彼时的中国，不仅缺少第四代战机平台，连现有机队都在疲于奔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一项被称作“906工程”的绝密计划悄然立项。

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填补中国空军在空中优势上的巨大技术鸿沟。

1991年年初，双方军贸代表在莫斯科郊区的一间旧兵工厂会议室里展开初步接触。

中方代表团由总参装备技术部带队，随行人员中既有空军专家，也有精通苏制武器的老工程师。

在中方展示了采购需求后，苏方递出了一份初步报价单：苏-27SK和UBK（双座教练型）各若干架，总价高达数亿美元。

中方代表当即面色一沉，因为那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受长期外贸封锁与经济结构限制，中国在90年代初外汇紧张得几近“度日维艰”。

“买飞机的钱，我们拿不出这么多美元。”一位中方代表坦率地说。

但中方随即提出另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提供等值物资进行实物支付。”

当时的苏联正陷入极度的物资短缺，市场上连基本的取暖设备、服装、食品都供不应求。

中方代表列出了一份“实物清单”：包括家用电器、轻工产品、成衣制品、军需物资，甚至还有为军方寒区部队专门定制的狗皮大衣和电热靴。

最终初步协议拟定，24架苏-27，包括20架SK战斗型和4架UBK教练型，以“混合支付”的方式签约：部分用现金支付，部分用中国产品抵扣。

为了体现诚意，中国还主动提出额外采购两架“科研用途”的苏-27UBK双座机，作为后续技术测试与国产化平台研究之用。

可谈判期间，苏联正式解体，原有的国家合同系统全部失效。

中方立刻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原来签约对象是苏联国防部，如今合同如何履行？俄罗斯是否承认原合约？

这时，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混乱局势中急需建立国际信誉，而中方也在外交上释放了极大的善意。

通过密集磋商与外交渠道疏通，俄罗斯国防出口署宣布承接前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并承诺履行24+2架苏-27的交付义务。

最终协议于1992年年初尘埃落定，自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非苏联体系国家引进苏-27战斗机的国家。

导弹锁定

1992年6月的某个清晨，俄罗斯某空军基地，三架苏27战斗机在跑道尽头缓缓滑行后腾空而起。

这是首批交付给中国的苏-27战斗机，空中编队计划自俄罗斯起飞，经蒙古境内，跨越千里，最终抵达中国安徽芜湖。

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以转场形式直接接收第四代重型战斗机，象征着“906工程”的真正落地。

战斗机编队中，除三名俄方正式飞行员外，中方也派出两人随机飞行，其中一位正是后来成为将军的空军少校张建平。

首航一切顺利，在俄罗斯境内的航程中，导航清晰、油量稳定，飞行参数与演练时无异。

张建平通过机载通信系统与芜湖接收基地进行联络，语气平稳而从容，但当他们临近蒙古领空，情况急转直下。

按照中俄事先与蒙古协商好的飞行计划，编队应在当天上午八点整飞入蒙古境内，并由蒙古空管系统进行短时接力监控。

所有文件在出发前均已提交，路线也与俄军航空部门完成备案。

可就在苏-27编队跨过边境线仅数十公里之时，蒙古空军的无线电通告无情地响起：

“你们已进入蒙古领空，未获飞越许可，立即离境，否则开火。”

张建平当时正坐在随飞通讯位，听到翻译转述后整个人瞬间紧绷，他连忙联系后方协调组，请求核查飞行批准文书。

但回复姗姗来迟，蒙古方面的雷达系统已经将三架苏-27编队全部锁定。

三架战机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但并未搭载实弹，他们无法反击，也无法贸然加速穿越，只能在高空中盘旋等待。

这一幕极其危险，稍有误判就可能引发误射。

十分钟后，蒙古方面抛出解决条件：支付20万美元过境“领空安全管理费”，否则拒绝继续飞行。

这笔费用在当时堪称天价，更令中俄代表团措手不及。

中方外交使馆立即与蒙古外交部展开接触，俄方代表也通过紧急外交渠道协调。

会议桌上，蒙古代表坚持称：“我们是主权国家，未经核准不得飞越；你们带着的是军用飞机，必须按战时程序缴费过境。”

张建平被通知全体战机转向乌兰巴托机场，强制中转。

谈判桌上，蒙古方面咄咄逼人，表面上是出于主权尊严，实则是对苏联解体后原有条约体系的不再承认。

俄罗斯无力施压，蒙古想借此彰显“平等外交”，而中国，为了避免交接失败或引发国际摩擦，只能选择妥协。

最终，在深夜达成临时协议：由中方支付20万美元作为“过境管理费”，款项由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临时拨付，并承诺不将事件对外披露。

协议签署当晚，张建平收到指令，凌晨四时准时再次起飞。

次日清晨，苏-27编队不再停留，直接穿越蒙古全境，全程由张建平与俄方飞行员共同监控导航状态。

他们压低航线，避开蒙古空军敏感雷达带，仅用不到一小时便完成飞越任务，进入中国边境。

当机群进入中国上空的那一刻，芜湖机场已调度跑道全部清空，塔台全体待命。

编队提前两个小时抵达，战机轮胎触地那一刻，地勤车辆如潮水般包围而上。

张建平和随飞俄方人员相继下机，至此，中国空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重型现代化战斗机，终于抵达国土之内。

后续影响

那场被蒙古雷达锁定的飞越事件，虽然最终以外交妥协和平解决，但所引发的涟漪，却远超表面的20万美元“过境费”。

最先被打破的，是长期对“俄系威慑力”的想当然信赖。

苏联解体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制度的崩塌，更是原有大国权威结构的全面瓦解。

像蒙古这样的“前苏势力边缘国家”，开始主动寻求外交独立性，不再默认俄系主导地位。

第二是关于“装备引进的战略自主性”，苏-27转场过程中的被动局面暴露了一个重大短板。

中国完全依赖他国在“装备转移链条”上的通道安排，一旦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变故，都会让中国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被动境地。

军方高层在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在装备采购与转场过程中，不能只关注价格与性能，更要把‘我可控环节’作为战略衡量要素。”

1992年底，空军与总装系统联合起草报告，提出要同步构建“交付-转场-接装-运维”全流程自主体系。

此后，凡是重大武器引进项目，均需评估“最坏路径方案”，包括绕飞路线、替代转运手段、合同脱敏处理等机制。

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国产替代”从原本的口头提法，被提升为国家军工项目的硬性指标。

在苏-27交接不到半年后，总参立即启动与沈阳飞机公司合作，进行国产仿制型号开发，即日后的“歼-11工程”。

如果说苏-27是打开空军现代化之门的钥匙，那么歼-11，就是走入这扇门后的第一步独行之路。

这场“沉默突击”转场事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在对外军贸谈判中的策略演化。

在9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军贸体系中地位仍弱，合同中往往处于被动一方。

而蒙古事件之后，中国开始重构自身“军购议价权”：通过引入更多竞争方，打破俄方一家独大的局面。

通过联合开发模式降低进口依赖，同时积累自主研发经验；更通过“捆绑式外交”，让军购成为国家间政治互信的延伸与体现。

这些策略在后来对巴基斯坦的“枭龙工程”、与欧洲某些军工体系的雷达合作中得以体现。

这场穿越边界与制度的飞行，让中国深刻理解：真正的强大，不只是飞得高、飞得快，而是有权决定怎么飞、从哪起飞、飞往何方。

苏-27的轰鸣声，在天空中远去，却在战略认知中留下了深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