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误区到破局——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与全球化失衡的深层博弈

从误区到破局

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与全球化失衡的深层博弈

（本期文章较长，请先关注保存，以免错过）

今天的消息，纽约备受争议的新当选的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还在候任阶段，市消防局长塔克就宣布辞职，理由是这位新市长反对以色列，拒绝谴责伊斯兰“全球化起义”思潮，这让塔克很不爽。他是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一个即将就职，一个愤然辞职。这两个人，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两类群体，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有着强烈的对抗意味。如果条件允许，他俩很可能会像古人那样亮剑决斗。这种互不相容的情形，放到我们身边，就是“挺哈”与“反哈”的激烈表现。但这绝不仅仅是以哈这个局部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正在全球蔓延的“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有人称为“全球化起义”）与各方利益“全球化失衡”的深层博弈。

马姆达尼在“世界第一城”的纽约，按照民意当选，合法合规，却给美国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发出了灵魂之问：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

同样是今天的消息，德国驱逐叙利亚难民的行动，悄悄开始了——杜伊斯堡行政法院批准遣送两名叙利亚人。这两个人，问题很小，却成为德国法律层面第一次对“伊斯兰跨国运动”说不，媒体纷纷报道，引发各方关注。

（叙利亚难民）

必须正视“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的蔓延，同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运动解读为“穆斯林的全球化起义”，因为这种说法既忽视了运动的复杂根源，也混淆了极端势力与普通穆斯林群体的界限。

以事实说话。这一运动的兴起，本质是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下“身份危机”与“发展困境”的集中爆发，是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不公”与伊斯兰世界本土治理失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二战之后国际新秩序中的一个困局。但是我们俯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困局不是短期内发生的，而是人类社会在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中的一种“疾病”——当下的以哈战争，仅仅是无数次恶性爆发中的一次，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的。毋庸讳言，这个局部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深刻影响，导致人群中瞬间出现了挺这个和挺那个的阵营，呈现“撕裂状态”。这个必须引起重视，并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整天对骂。

我不怎么回应骂我的人，原因也在这里。我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让“挺哈者”不再骂我，怎么样才能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关于这个，我们思考的层面不一样。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要破解这一困局，绝非仅仅依靠军事镇压或文化隔绝就行，而是需要通过重构“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极端势力的生存土壤——关于这个，川普以及他的同僚们似乎不懂，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着调”的相互矛盾的做法出现。

“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是从“身份焦虑”到“极端动员”的扭曲中演进的，这种扭曲导致哈马斯、胡塞武装等等“宗教狂热式反抗”的极端行动的出现。这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与伊斯兰世界的部分群体的剧烈碰撞——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被边缘化”的情绪——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焦虑情绪，并借助某些像TikTok等等全球化传播平台，扭曲伊斯兰教义，将自身包装成“本土文化守护者”的形象，大肆渲染“西方压迫论”，渐渐在人群中引起了共鸣，激起了敌对情绪。

根据联合国2024年极端主义传播监测报告显示，2023至2024年中东地区青年加入极端组织的案例中，72%的受访者表示“曾受到社交媒体上扭曲教义内容的影响”。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温和伊斯兰组织始终倡导“本土化适应”理念，如“中东穆斯林学者联盟”提出的“宗教与现代社会兼容”的主张，表示“既要坚守宗教核心价值，又要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这个同一信仰里的“温和群体”的立场，更加凸显出哈马斯这类极端势力的“反全球化话术”的本质，是争夺权力，而不是真正维护穆斯林群体的利益。

恐怖袭击引发战争所造成的动荡，深层根源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双重失灵”——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存在的不公显而易见，与伊斯兰世界本土治理失序的叠加效应，就产生了极端势力蓬勃生长的土壤。

从外部维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规则，始终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这是不必讳言的眼见的事实。比如，它们的跨国集团在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地区大肆开采石油及其他矿产等等战略资源，却把污染治理、劳动力剥削等等成本留给了当地，就是很突出的问题——因为当地人肯定不爽。

这是需要反思的。

世界银行2024年的相关报告显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全球化收益占比，仅为全球的8%，却承受了全球17%的工业污染——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严重错位”，让所在国欲哭无泪，也让部分群体对这种“全球化”，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反抗意识。

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更令人深思的是，某些大国获取了利益、留下了麻烦之后，还热衷于通过颜色革命、地缘政治干预等方式，在所在国强行推行世俗化改革——这种既要钱又要权的“一锅端做法”，冲击了所在国的政治秩序，摧毁了当地传统的治理体系——我们暂且不说它们传统的治理体系是否合理，是否文明，只说这种做法，翻脸不认人，的确让当事者很不爽。人心惶惶、人心思变的社会状态，很容易就会导致某些“时机”出现——极端组织看准时机，迅速填补——比如塔利班之于阿富汗，“沙姆组织”之于叙利亚，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就了“窃国大业”，就是一个个生动的例子。

（极端组织窃国成功——叙利亚沙姆组织头目朱拉尼）

我赞成对神权国家进行必要的世俗化改造。但是，从多年的情况来看，神权思想在穆斯林中有着肥沃的土壤，从中既可以生长出像伊朗这样的神权国家，也很容易产生“哈马斯”这类极端组织，导致它们向更极端的国家形态发展，为祸人间。

伊朗从世俗化向神权化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转变成功后，伊朗神权不断对外输出极端思想，并专门组建了独立于国家军队之外的“神权军队”（即“伊斯兰革命卫队”），既巩固了神权地位，又对外部极端组织输出武器和军队，极大地帮助了极端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甚至有能力与所在国的军队直接对抗，有能力颠覆所在国政权。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伊朗一声号令，各极端组织就行动起来——这就是以色列在遭受哈马斯“阿克萨洪水”恐怖袭击之后，立即就受到盘踞在周边远远近近的7个国家内部的极端势力的集体攻击，导致以色列同时应对7条战线——这种可怕的集团化极端力量，不光引起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强烈不满，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很不受欢迎——这就是伊朗被伊斯兰国家集体孤立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国家，是需要被改造的，否则祸害无穷。

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曾经想改造新生的神权伊朗，他不满它四处输出极端思想，发动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直接导致两国合计一百多万名穆斯林死亡。尽管萨达姆的目的，不完是改造伊朗，而是想一统伊斯兰世界，想做中东地区的“秦始皇”——而秦始皇的辉煌业绩就是“灭六国”——他想缔造一个“超级伊斯兰国家”。但是他的这一宏大构想以及不顾一切的战争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各国的中东利益，导致“两伊战争”向“两次海湾战争”的绝路发展，最终导致自己被送上绞刑架的悲惨后果。

从内部维度看，部分伊斯兰国家的世俗政权陷入“治理困境”，依附外部势力，忽视了本国民生诉求，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悬殊——中东部分国家，青年失业率常年维持在30%以上，成为极端组织招募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彷徨中转向极端原教旨主义寻求精神归属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2023年“中东能源转型困境”就是典型例证——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斯兰国家未能及时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发达国家又通过技术垄断、贸易壁垒等等做法，限制它们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这种“外部压制+内部无能”的双重挤压，让“反全球化”“反西方”成为部分群体宣泄不满的出口。极端势力趁机将这种情绪扭曲为“圣战”动员的话术，使得运动从中东的局部不满，升级为跨国行动，渐渐蔓延至其他地方——美国及欧洲各国这几年经常性出现的各种群情汹涌的活动，就是证明。

归根结底，“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的根源，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权”与“话语权”的分配不公引发的，不完全是“文明冲突”和“信仰冲突”的结果。

这是对“全球化”的挑战。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应该多管齐下，而不能仅仅是“镇压”。

当然，对当前矛盾突出的哈马斯、真主党以及胡塞武装等等极端势力，应该重拳打击，把“明火”先灭掉。

但是，长远来说，全球治理，一定要跳出“镇压”和“放任”这种二元对立的误区，以“三重包容”重构公平正义的全球化体系，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极端势力的生存土壤。

首先是规则包容，破解全球化规则不公的难题。当前，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全球贸易、能源定价等核心规则制定中，话语权严重不足，导致它们的合法权益持续受损。国际社会应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吸纳更多的伊斯兰国家参与到G20、世贸组织等核心平台的决策过程，在能源转型、资源分配等议题中，充分听取它们的诉求——例如，在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中，西方发达国家应取消对伊斯兰国家新能源技术的出口限制，通过技术转移、资金支持等方法，帮助它们实现绿色转型，避免因“转型鸿沟”而加剧贫困与极端化风险，让伊斯兰世界真正从全球化中获得对等发展权。

第二、文化包容，不要拿自己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因为各自的文化渊源以及发展脉络有很大的不同，无法强求一致，要尊重它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精神家园”性质的问题，具有先天性的排外特点，不要强行改变，而应该给他们一个“渐渐变好”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需要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因为极端势力往往利用“文化入侵”的焦虑动员民众——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

一方面，应停止将世俗化作为“民主标准”强加给它们，尊重伊斯兰世界基于宗教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搭建跨文明的对话平台，鼓励穆斯林学者、宗教领袖对教义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全球化工具传播“和平、包容”的宗教内核，对冲极端势力的扭曲宣传。

说到这里，我得特别说说伊斯兰人口最多的、却不是伊斯兰国家的印尼的“宗教和谐社区”项目——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通过整合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元信仰资源，打造本土化的和谐治理模式，既守护了宗教传统，又实现了与现代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个经验很宝贵，值得全球推广、借鉴。

（印尼“宗教和谐社区”研讨会）

第三、在国家治理方面，也要体现出包容性，集中改善民生，从而达到破解贫困和极端之间的恶性循环。极端势力的招募对象，多为失业青年、底层民众等被边缘化群体。改善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对于极端势力来说，就是釜底抽薪之举。

国际社会应联合伊斯兰各国政权，推出精准的民生扶持计划。比如说，在中东、北非等等冲突地区，优先推进教育普及、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以及医疗保障体系，降低青年失业率；在资源匮乏地区，通过跨国合作发展农业、轻工业等本土产业，减少对单一资源（如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出口的依赖；同时，要强化对女性、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拓宽她们的社会参与渠道，让更多民众感受到“发展成果共享”的“全球化”获得感而不是失落感，从而失去对极端主义的兴趣，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伊斯兰主义跨国运动”的本质，是全球化“不公正”引发的“反弹”，而不完全是文明的冲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兼顾公平与包容的全球化体系，让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中获得应有的发展权与归属感，而不是被边缘感。

全球治理，需要从“对抗思维”转向“共治思维”，避免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将地区问题全球化，通过规则、文化、治理的三重包容，铲除极端势力的生存土壤，才能实现全球治理的良性循环，让不同的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真正的平等共存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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