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报刊“联动”——基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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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既有研究普遍承认报刊发挥重要作用，但却很少讨论报刊如何以及为何集体参与报道。受商会“联动”机制启发，本文将抵制运动的报道看作一场“合唱”，由此探究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全国报刊联动的形式和原因。研究发现，在初始阶段，上海《时报》和《申报》共同为事件起头；一周后，全国报刊陆续跟进，扩展了运动传播的范围；在持续阶段，报刊通过参与抵制、设立专栏、互相转载和定点支援等方式，增强了运动的声音；此外，《时报》《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提供全国视野，其余报刊则偏向地方动员，这一“变奏”推动抵制运动深入地方社会。本文认为，1905年的报刊联动之所以可能，不仅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更是成长中的报界自身发展的结果，其要素至少包括报刊格局的演变和普遍持有的“天职”信念。

作者简介

卞冬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一

缘起：从商会联动到报刊联动

1905年的抵制美货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场全国性运动（以下简称“抵制运动”）。相较以往事件，抵制运动规模最大，跨越的区域广泛——“在地理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受它影响的城市，不仅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甚至还有位于乡村的县城”（王冠华，2001/2008：70）；卷入的人群跨越阶级——“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商人、官员、学生、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家庭妇女、店主、苦力、船夫，当然也包括广大村民”（黄贤强，2002/2010：98）。这种双重的“跨越”之所以可能，按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观点，至少与两个机制有关：“出版和结社相结合，使广泛分布于各个城镇和地区的人们，终于有可能了解彼此的行动，在社会运动中，可以跨越巨大的社会和地理障碍联合起来”（塔罗，1998/2005：60）。恰如其言，除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处可见的美国商品，1905年的中国也是社团和印刷兴起的时刻。

正如王冠华（2001/2008：10）所指出：“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网络和组织的存在。”作为抵制运动领导者的各级商会组织，其作用尤为关键。自1902年在上海首创后，无论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又或是县镇集市等区域，商会纷纷成立，形成一个广泛而极具力量的“社团网络（associational network）”（陈忠平，2023：序言6）。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发出《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后，分布于12个省、21个城市的商会迅速响应并联合行动，成为抵制运动兴起的关键。商会展现出的这种互动特征，被朱英（2016）概括为“联动机制”：

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确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分会、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势力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特殊组织系统网络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得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展开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

抵制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媒体，“日报和刊物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冠华，2001/2008：10）。据《大公报》调查，在1905年时，全国中文报刊存量约为106种（不含外国）；其中据笔者搜寻所见，确切报道过抵制运动的报刊至少在40种以上，分布于全国10余省20多个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抵制运动中的报界和商界一样，也是一种集体的联合参与。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分散各地、类型不同的报刊，其联合行动的具体形式是什么？它们靠什么彼此联结？为什么1905年的报刊可以承担这一重任？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由来，其原因是既有研究无不肯定报刊在抵制运动中的作用，是一新的要素，但大多倾向于将报刊的集体行动看作是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的自发产物，而较少从报刊自身的发展去解释其内部的互动和对运动的参与。事实上，理解这种看似“自然”的联动，必须回到1905年前后中国报界正在形成的新格局和新理念。此外，相较于彼时商会拥有的实体组织网络，当时的报界尚无统一组织。因此，本文提出的“联动”，指的是在缺乏统一组织协调的情况下，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几十种报刊主要通过评论、新闻、公告等文本形式自发地参与到抵制运动的报道之中。那么，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一场同频共振、但又拥有不同声部的“合唱”是如何可能的？报刊联合参与抵制运动的原因有哪些？其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更进一步，在抵制运动这一集体行动中，1905年报刊联动的事件为理解“抗争政治”提供了哪些新视野？以上即是本文要一一回答的问题。如若报刊史研究存在“报刊的历史”和“历史的报刊”之分（黄旦，2007），那么，本文探究的恰是前者——报刊在抵制运动中的历史，而不是抵制运动史中的报刊。

二

起头：《时报》《申报》的“领唱”

19世纪末，有关美国华工问题的报道就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1905年5月10日，该议题才迎来一个新局面。若将抵制运动的报道视为一场“合唱”，《时报》和《申报》便是最初的领唱者。在第一周，两报跟随上海总商会的步调，以基本相似的方式，设定了抵制运动的基调。总体上，《时报》的表现更引人瞩目，其消息略领先于《申报》。5月9日，《时报》在“本埠新闻”中，率先报道上海商会将召开会议讨论华工问题：“美国华工禁约之害本报已痛言之，兹探得本埠绅商以此约关系甚大，爰定于初七日两点钟在靶子路商会聚集，各帮绅董会议抵制之策，爱国之士想乐于斯会也。”这则消息，成为随后报界联合报道抵制运动的先声。

翌日，《申报》开始亮相，宣告两报正式联合报道抵制事宜。5月10日，两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内中写道：“美设苛例，名为限制华工，实则禁绝一切华人入境。……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是所望于爱国诸公。”这篇纲领性的动员文章后来被许多报刊转载，作为各地抵制运动的宣言。当日，《时报》在著名的“时事批评”栏目、《申报》在头版均以评论形式引介此文。两报同步刊登重要文件，发表评论，不仅意味着报刊和商会之间早有联络，同时也展现了报界的决心。

随后几日，两报对抵制运动的持续报道成为常态。5月11日，《时报》刊登《各帮商董决议对付美货办法》消息，报道会议过程，赞扬本埠绅商热心爱国。同时将上海总商会《致外务部电》《致各埠商务局电稿》公开，试图引起更多关注。《申报》紧随其后，同样有《纪沪上绅商公筹抵制美禁华工新约事》这条新闻。12日，《时报》转载《泰晤士报》言论，刊登广东商人即将开会的告白。13日，《时报》刊登数则集会告白，以及《抵制美国苛例邀请集议传单》等多条新闻；《申报》则刊登《记粤人在广肇公所议抵制》《闽商开会议筹议抵制美禁华工》两则新闻；15日，《时报》刊登《记泉漳会馆会议详情》等事宜，《申报》亦有《纪闽人在泉漳会馆议抵制美禁华工事》《寓沪粤人抵制美禁华工各电》等类似消息。

由上可知，在抵制运动的初始一周，《时报》和《申报》的报道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份报纸与上海商界保持紧密互动，共同支持抵制运动的开展。相对而言，上海其他报纸反应稍弱。那么，为什么《时报》和《申报》对抵制运动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这就必须追溯两份报纸的背景。《申报》的动因较为明晰：一方面是报纸在1905年改版，正尝试改变保守主义策略，而抵制运动这类民族主义事件恰好为其重塑报纸精神面貌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可能与报纸中方经营者的身份有关。陈忠平（2023：153）推测：“上海的另一主要报纸《申报》后来也积极参与抵制美货运动，并成为上海商务总会在该运动中的主要喉舌，其中原因可能是该报的中方经理席子佩是该商务总会的会员。”相较之下，《时报》的情况有些复杂。据梁启超信件透露，抵制运动是受康有为指导、依托《时报》展开的有计划活动。在一封写给同仁的信中，梁启超说：“因思现在各省奉旨开办商会，虽有名无实，然即此团体亦可利用以办此事，欲即从上海商会发手。继又思此事与广东人关系最切。当先由广东人提倡，乃可有成。当即由《时报》同人往与广东最有力之各商董商议，又往见上海道袁观察，嘱其从中帮助。孰知此事之成效，实出意外。”（方志钦，2008：113）不仅如此，抵制运动也符合《时报》对于自身角色的期许，从1904年创办起，“《时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角色，……它塑造着同时也被长江以南广泛的改革派政治所塑造，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更为激进、乃至革命的观念，《时报》都兼容并包”（季家珍，1997/2015：72）。因此，类似抵制运动这种激进的政治事件本身就是《时报》的重要新闻来源。所以，一方面是保皇派在其中的组织斡旋，另一方面是《时报》自身的诉求，促成其与商会展开紧密的合作。

综上所述，商界、报界还有部分上海官员都参与了事件早期的策划，以各自拥有的资源，推动着抵制运动的开启。就报界而言，《时报》《申报》是抗争政治中的紧密“协同行动者”——“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相互发出信号或对同一对象同时提出要求”（蒂利，塔罗，2006/2010：38）。两者的联合报道，将此前不温不火的议题“引燃”，宣告了一场持续性运动的开始；同时这一行动也激活了报界内部的响应机制。自此，四面八方的报刊汇入其中，关于这一事件的全国性舆论旋将生成。

三

报刊纷起：抵制运动消息的扩散

在抵制运动的普遍叙事中，各地商会的纷纷响应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响应指的是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的倡议，迅速得到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九江、芜湖、安庆、泗州、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梧州、长沙、沙市、香港、杭州、苏州等21处商会的即时回应。那么，当《时报》和《申报》对抵制运动予以集中报道后，各地报刊是否也有类似的响应呢？当时，《时报》的两名工作人员曾致信康有为，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一面由商会集议，一面由报上提倡，又派三人入京运动，并电约各埠报馆实力相助。幸能登高一呼，万山皆应，此亦由《时报》平日为人所信用而又能运动得法之故”（方志钦，2008：321），信中提及的“电约各埠报馆实力相助”（方志钦，2008：321），反映了《时报》与其他报刊的互动，其具体情形虽不清晰，但无论如何，《时报》的努力确实促成了某种“登高一呼，万山皆应”的场面。该描述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基本符合当时报界响应的实际情况。

首先是上海与周边省份报刊的跟进。彼时，《新闻报》和《中外日报》是上海影响较大的另两份报纸，很快积极参与进来。《新闻报》最初几日只有两则短消息，但是到5月19日后，报道也逐渐密集。《中外日报》在5月10日就报道了消息，后续几日也发表了相关评论，虽然该报态度不甚积极，但在运动早期，“发表过某些同情反美禁约的文字”（章开沅，林增平，2010：299）。此外，上海《外交报》、《大陆报》、《同文沪报》、《女子世界》等，均纷纷刊载评论、发布消息，对抵制运动予以支持。如《女子世界》表达“女界”的声音：“华工者，吾同胞也。美货者，吾女子用之且独多也。吾女子其急，谋抵制其急。自谋推广织物制品，以实行其抵制，尽吾普通女子之责任，胡独以为男子事。”与此同时，与上海相邻地区的报纸也闻风而动，如杭州《浙源汇报》转载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绍兴白话报》在“中国近事”“绍兴近事”栏中登载抵制运动消息；《安徽俗话报》在“要件”栏刊登长文，劝说民众不买美货。总之，由于上海新闻纸数量众多，以及邻近省份报纸的联合参与，抵制运动的消息在此区域密度极高。

在南方，广东和福建构成抵制运动的另一重要中心区域。广州旅美华人众多，同时远离政治中心，其抵制运动的展开激烈而深入。当地七八种中文报刊均参与报道动员，“对拒约重大事件及时关注，持续‘在场’”（黎藜，2023）。其中，《广东日报》是较早回应上海消息的报纸，5月17日即刊登《上海商董议决对付美约办法》消息，仅比《申报》《时报》晚6天；5月29日《岭东日报》转载具有象征意义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宣告其正式加入抵制运动的报道行列；其他报刊如《时敏报》《羊城日报》以及香港《有所谓》等均陆续加入其中。不仅如此，广东还专门创办《拒约报》和《时事画报》，刊载抵制消息。相较而言，福建报刊数量较少，以《福建日日新闻》为主，但影响不小。5月30日，该报刊登《阅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系之以论》社论，支持抵制运动：“筹拒工约之事，粤人倡之，闽帮和之，各省援之，我政府而能俯顺舆情，始终不屈。”该文后被《时报》转载，使其观点影响力扩大至全国。

北方曾是风气晚开之地，缺乏报刊生长的土壤。不过此种情况在20世纪初已大为改善。1905年，北京有新旧报刊15种，天津5种。其中《京话日报》和《大公报》是北方抵制运动的舆论中心。5月30日和31日，《大公报》在“要件”栏转载《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宣告加入报道抵制运动的队伍。《京话日报》则在6月1日到4日间刊登长篇评论，影响很大。梁漱溟（1960：109）曾回忆说：“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此外，保定《直隶白话报》、烟台《芝罘报》、山西《第一晋话报》、《山东官报》等刊物均有抵制运动的报道。其中，《直隶白话报》的一段话反映了北方对南方的跟进：“南几省的商民已是一呼百应，独我们北省商民还是不知不觉，跟没事一样。可知道呀，美国禁止华人，不是专禁南方人，难道南方人知道合群抵制，北方人不是华人吗？只因北方消息不灵，这样大事还都不知道。我因此把这事的情由演成白话，布告大众。”

中西部地区的很多报刊同样支持着抵制运动。1905年，中国报刊的地区分布仍不平衡，但因清政府实施新政而创办官报，通过行政体系稍稍弥补了这一状况。官报转载了不少抵制运动的消息，如《四川官报》刊登《美商会议》新闻：“驻沪美商向不以禁约为然，数月前曾由商董十一人联名递禀本国政府，条陈此章之利害，力为劝阻，及至今未蒙批答。”陕西《秦中官报》刊录《江督为华工禁约事致外务部函稿》《北京学界志士敬告全国学生抵制美禁华工续约文》等文。虽然官报并不显著，但在抵制运动的传播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对于‘开民智’、‘增学识’的作用，由于其深入全国基层，不可低估（宁树藩，2003：127）。除官报外，中西部地区还形成了武汉这一地区性报业中心，1905年的武汉已有7份报刊。此外，湖南《长沙日报》、重庆《广益丛报》等也参与了抵制运动的报道。

以上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大致呈现了报界对抵制运动的响应。对照商界的联动机制，报界在现象上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1905年的中国报界，在《时报》《申报》的引领下，从四面八方纷纷响应，联合参与了对抵制运动的报道。这种现象至少与三个外在因素相关：第一是中国人对列强的普遍敌视，使民族主义情绪广泛散布；第二，许多在美华工来自于特定地区——如福建和广东，抵制运动在地方引起激烈的回响；第三，美国许多商品（如烟草、煤油等）的触角“从城市和小城镇一直扩展到乡村、山区和偏僻荒凉的地区……意味着各个地区的民众都能够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进来”（王冠华，2001/2008：99），报纸的纷起恰恰反映了抵制运动的广泛性。

四

遥相呼应：参与抵制、设置专栏、

转载和支援

《时报》《申报》在上海的起头和全国各地报刊的响应，使得抵制运动迅速“合法化”（黄贤强，2002/2010：101）。不过，抵制运动要深入展开，还有赖于报纸持续而稳定的报道。在此后长达半年的报道中，报刊展现出多种相似的手法，促进抵制运动持续展开。

首先是报刊自身成为抵制运动的主体。在抗争政治中，媒体常被看作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中介，但是抵制运动中的报刊转变了角色。5月27日，《时报》率先声明不登美货广告：“本馆以六月十八日为期，如美国尚不将工约定妥，本馆当将一切美货告白概行撤去，以尽实行抵制之义务。”6月8日，《京话日报》刊登声明：“凡有关涉美国的告白，一律撤去，已收钱的如数退还。”6月18日，《大公报》也声明：“美国续订华工禁约异常苛虐，激动我国民公愤，已相戒不买美货，但报纸为美商刊登告白，即系为美商招徕生意。本馆拟定从本月初九日起，所有关涉美人之告白，一概不登，已登者亦即行撤去矣，美国允将苛禁除去后再行刊载。”7月22日，广州《有所谓》再次跟进：“特于是日起，至改约之日止，凡代刊广告，有关于美货者，概不接刊，以示自行抵制之意。”类似的声明还有不少，这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告白，说明了报界对抵制运动拥有的共同意识。

另一个相似的手法是设置专栏。专栏可以汇聚同类事件，引领观看，即如1903年《苏报》设立“学界风潮”，而使学界具有“前所未有的‘可见性’”（黄旦，2016）。5月15日，《时报》设立“美国华工禁约问题”专栏，起初主要刊登上海情形，后很快将全国动态纳入其中。相比较，《申报》早期报道的专栏意味不明显，但均固定在第二版靠前位置，均有“为华工禁约事”字样；到7月15日则设立“汇录”栏目，刊载电报书信等。在抵制运动中，“电报不仅为新近出现的民间组织大量和熟练地用来表达意见，而且还成为协调全国性运动至关重要的手段，从而把公电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周永明，2005/2013：124-125），商会和商会之间、商会领袖和公众间常通过电报沟通，但“电报只有在被报纸转载并为大众阅读后才能成为公电”（周永明，2005/2013：128），《申报》的“汇录”专栏有助于舆论的公开。上海另一份报纸《新闻报》，限于美商的身份，起初只是零星报道，后来也汇入洪流之中，从8月1日起设立“抵制工约汇录”专栏。北方的《大公报》则从6月15日起设立“抵制美约要闻”专栏：“本报因国民合群抵制美禁华工苛约，风潮极大，特添此一门，凡有关抵制美约之事，均列入此门内。”20世纪初，专栏已是中国报纸的惯用编辑手法，具有集中事件、促进模仿、扩展事件的效应，抵制运动的影响借此而得到大大扩展。

第三种遥相呼应的机制是转载。转载同样是中国近代报刊很早就采取的策略，譬如《申报》创办时即转载《京报》，用以增补版面。随着报纸数量增加，转载更为常见，并且也更为多元化。1904年，《时报》在创办时即设有“选论”专栏，其宗旨是：“本报设报界舆论一门，凡全国及海外所有华文报章共六十余种，本报悉与交换。每日择其论述之佳者，撮其大意叙述之，使读者手一纸而各报精华皆见焉，此亦东西各报馆之达例也。”自1905年5月起，“选论”栏目成为反映各地抵制运动言论的空间，如5月30日转载《福建日日新闻》的《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5月31日转载《长沙日报》的《论美禁华工事》，6月1日转载《顺天时报》的《论改换华工禁约事》，6月2日、6日、7日转载《广东日报》的《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据本文作者统计，5月30日以来的一月内，《时报》有20天转载了其他报纸关于抵制运动的言论，主要来自广州、福建和北京。这些内容既增强了《时报》在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其他报纸的态度。与此同时，一些内地报刊也常转载上海和北京的报刊内容，如《四川官报》《秦中官报》均大量转载《时报》新闻，北京《中华报》转载上海《中外日报》消息；《顺天时报》常常是另一些报纸的消息来源；《直隶白话报》则大段从《京话日报》上选录文章。在报刊的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不具名的转载，譬如，起初刊布于《时报》和《申报》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即被重复刊登多次。“这些杂志报纸常常相互引用。同样的故事和思想既出现在刊物上，也出现在报纸上，这种情况在抵制运动爆发以后尤其明显。这就使得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成熟度、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读者都分享着同样的信息”（王冠华，2001/2008：57）。事实上，转载不仅让信息流通的范围更广泛，更是报刊相互承认与支持的体现，同一条消息、同一则言论若出现于不同的报纸，其力量也就得到倍增。

最后，报刊联动中最直接的形式是支援。随着抵制运动的深入，美国开始向清廷施压，地方政府干预报刊的事件不时发生，如《福建日日新闻》《拒约报》《大公报》等均曾被封禁。但每当有此类事件，其他报刊都会给予舆论支援。以《大公报》为例，8月中旬，袁世凯以妨碍外交为由禁邮、禁阅。8月17日《大公报》刊登“特白”，将事件公之于众：“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纸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窃思本总理/主笔等宏愿无穷，人力已尽，今暂与阅报诸君辞，此即大公报停歇之原由也。”这则消息刊登后，即引起报界的回弹。先是8月23日的《广东日报》表达疑惑：“异哉！日前上海电报，竟有天津《大公报》因登载抵制美约的事被官封禁之语。”8月25日，《申报》又跟进：“天津《大公报》以各埠抵制美约之事深表同情，或论对美政策及专载抵制禁约情事，然袁督甚不为然，令不得横生议论，而《大公报》则以副公论为宗旨，官府不应阻其言论自由，故拒斥不允。袁督遂决意于月之十六日通饬巡警总局天津府县等处札示官民严禁购阅，并札饬铁道局、邮政局等处禁止代送该报。”看似温和的叙述，实际上表达了对报纸的支持。9月2日，《有所谓》再次予以声援：“于是《大公报》登一告白，以申明其停报之原由，自月之十七日停止发行，拟见机再行发刊。或云，虽申明停刊，更议拟续刊报纸，编送天津各租界之阅报者，以诉积懑而昭公论云。”由《大公报》的案例看，封禁一方面让报纸感受到共同的危机，但支援更显示了报界的团结，展示出一个成长中的群体所具有的力量。

如上所述，在抵制运动持续展开的进程中，1905年的报界主要通过上述四种方式参与：拒登美商广告，表明了报界在抵制中的主体意识；设置专栏，提高了事件的可见度；相互转载，让信息流通起来并增强了舆论的力量；定点支援，显现了报界的团结和成长。这些手法在报刊之间的共同运用，使抵制运动的和声不断增强。

五

变奏：全国视野和地方故事

一场合唱有不同的声部，对一个事件的观察也有不同的视点。黄旦（2016）曾指出，报纸“更像是‘聚光灯’，它聚集光圈，突出焦点，造就可见，引领关注，让‘我们从我们所不在的位置、从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视着世界’”。在抵制运动中，几份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如《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提供的主要是全国视野，即抵制运动在社会各界和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展开，以及从国家角度对抵制意义的讨论。以《时报》为例，其报道并不限于上海及其周边，仅以5月29日的专栏为例，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苏州士民公电》《上海沪学会议定抵制美约实行办法》等本地社团的情况，还能在《京朝士大夫对付美约情形》《广东绅商第十二次集议抵制美约情形》等消息中知悉南北动态。

抵制运动报道的另一个视点是地方。对《时报》《申报》这些全国性报刊而言，它们可能发行到很远的地方，但其报道却很难兼顾地方视角，这就给很多地方报纸留下了空间。塔罗（1998/2005：63）曾关注到，在抗争政治中，中心地区的报纸和地方报纸有时会形成互补甚至竞争的关系：“地方报纸与首都报纸的竞争结果是，地方报纸不再简单地复制首都传来的消息，而成为报告地方新闻和表达地方对首都形势看法的工具。”诚如其言，在偏向地方的报刊中，刊物的话语和实践都呈现出由本地、本省再扩展到国家的思维。因此，在抵制运动中，数量众多的地方报刊首先强调的是本地化的叙事和动员，然后才拓展到国家。

地方报纸对“地方”往往有很强的敏感性。6月19日，《福建日日新闻》在评论中写到：“望我福建省同胞，当各尽义务，协力同心，凡美运入吾境之面粉布蛋煤油以及一切由美运来货物，均严禁勿犯，用以力争至公理发见，达吾国民愿望为断。”以行政区属为界限创办的《山东官报》，自然也关注着本地消息：“青岛各华商以美人禁工苛例，各动公愤，相约不买美货，以为抵制。由姜君晓然、李君莲溪等屡次假成通木厂集议，莫不竭力赞成，现签字者已有百余名。”6月26日《广东日报》的一则新闻，更是集中显示了地方本位思维：

此约对于全国，则为辱没国权，对于吾粤，则为妨碍生计，吾粤人于此约，较他省人而害尤烈，盖既辱没我国权，又妨碍我生计，于彼于此，痛定思痛，我粤人不啻加一重之苦累焉。平心而论，对付此约，当以粤人为主，而联合十八省之人以助之。若我粤之新宁人，则又主中之主，其经商而流寓美国者为最多，剥肤之痛，尤有甚焉。

1905年前后，正是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启蒙时期。借助抵制运动，很多白话报刊针对下层群众展开动员。譬如《京话日报》《直隶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均努力将抵制运动推进到普通民众之中。如《绍兴白话报》用浅显的语言报道本地集会：“初四日为抵制美禁华工的事，在大善寺会议。到的人约有一千，先有几个人上台演说禁工的情形与同不买美货的缘故，听的人无不十分感动，演说完后，就打了一个电报去关照上海商务总会，以便大家联络一气。”这种兼具地方化和通俗化的手法更集中体现在《安徽俗话报》的一篇宣讲文章中：

现在上海、天津、汉口、广东、福建那些地方的商会想了一个抵制的好法子，大家约齐，不买美国的货物……把所有的章程，都上在新闻报上，叫众人好知道。只是远处的地方，还有些不知道的，也有不会看的，所以再把美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事情，以及抵制的法子，一段一段的，细说与大家听听。

这段话很好地阐明了地方报纸的自我定位，即在“新闻报”无法到达的远处、在不会看或者看不懂的人群中，以浅白的语言宣传抵制运动。这种文体易于理解，类似讲话，便于在讲报社中宣讲，更易于在乡村地区口耳相传。所以，1905年的抵制运动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跨越各个阶层，自然不足为奇。报刊对抵制运动的差异化叙事——全国视野和地方故事，与其说是竞争，更多是互补，使得“合唱”拥有了不同的声部。报刊的彼此配合和协调行动，使抵制运动的消息不仅在横向的地理空间扩展，也在纵向层面深入到地方社会的人群中。

六

结语：报界的新格局和新理念

“出版、结社、报纸、小册子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所形成的松散联系，使一定程度的跨阶级和团体互相配合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塔罗，2005：71）。但是，“若没有报刊，就几乎没有集体行动”（托克维尔，1999/2019：193）。1905年的报刊联动，提供了观察和确认报刊在集体行动中角色的重要机会。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塔罗（2006/2010：38-39）指出，抗争政治中最常见的机制有三种：一是居间联络，指“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点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二是传播，即“使一种抗争的形式、一个问题或一种建构该问题的方式从一个地点扩散至另一个地点”；三是协同行动，“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相互发出信号或对同一对象同时提出要求”。由此观察，在抵制运动中，报刊不仅和其他社团互相配合——譬如报界和商界协同行动，或报刊通过为商界领袖和民众提供通信版面来扮演居间联络者，而且报刊之间也有丰富的互动：在居间联络上，报刊对抵制运动的跨区域报道让不同的城市建立起联系，实现了互相参照；在传播上，几乎所有的报纸都阐释了抵制运动的意义、普及了抵制美货的方法；在协同行动中，报刊互相支持、共同向民众提出抵制的要求。由此，“机制的组合便形成了过程”（蒂利，塔罗，2006/2010：39），促进了抵制运动实现由地方向全国的”规模转变”。

然而，1905年的报刊联动，主要体现于文本形式而缺乏组织学的特征，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些报道将抵制运动推向新局面，成为报界集体行动的开端。相较而言，十一年前的甲午战争，其消息主要依靠两家上海新闻纸传播，但彼时报刊数量太少，谈不上联动；1903年的“拒俄运动”，也未形成多少合声，“《申报》和《时报》等主要报纸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多少宣传。前者的编辑方针一直是非政治性的和保守的，而后者直到1904年才创办”（王冠华，2001/2008：84-85），因此其影响无法与抵制美货相提并论。但仅仅过了两年，报刊却展现了引人目的群体参与能力，其原因何在？

首先需要回到20世纪初的中国报业环境之中。一方面是报刊格局的变动频繁，每一年都有不同。商会为什么可以联合行动？其首要原因是数量多，“不管是在大商埠和中小城市，还是在县镇集市等广阔区域，都设有商会，达到相当普及的程度，并由此建构成一个广泛的网络系统”（朱英，2016）。1905年的中国报刊也有类似的变化，首先是种类增加，“新创办的中文报刊，1901年为33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4种，1904年为76种，1905年为88种”（赵建国，2008：34），尽管很多报刊的生命历程短暂，但1905年留存的各类报刊数量达到100种以上，报纸的分布密度有所提升；然后是在局部地区形成了报业的中心城市，“出现若干以一、二城市为中心报业地区，大致形成了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广东、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哈尔滨、沈阳（奉天）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开始在形成的西北地区”（宁树藩，2003：134），这些区域中心的几个城市恰是引领抵制运动报道的重要城市。总之，报刊数量增加和报业区域中心的形成，有利于报纸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互相参照。

另一方面，数量增加带来了新的竞争意识。对很多报刊而言，抵制运动的报道是彰显报纸新特色的重要方式。在上海，1904年创办的《时报》锐意进取，引领了日报改革潮流，逼迫《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相继改版，“《申报》的主持者感受到了上海日报业大环境以及世界新闻业趋势，试图在报纸外观形式与面貌上给人以新气象”（詹佳如，2023）。“尽管相较于《时报》，《申报》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份激进的报纸，但它跟随了竞争对手的引导从而也进入了改革者的预设的框架”（季家珍，1997/2015：53）。显然，《申报》对抵制运动的积极报道，是其改变颓势、重振旗鼓的契机。在上海以外，地区报业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很多报刊都面临生存危机，参与抵制运动能够实现销量的增长。譬如，以“开民智”著称的《京话日报》，其销数在1905年就已破万，“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梁漱溟，2005：578）。

然而，报刊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以及竞争或生存带来的市场考量，终究只是外在因素，而非联动的必要条件。在缺乏统一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参与到抵制运动中去，这一行为必然基于某种共同信念的指引。彼时，除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感之外，报刊上还不时出现“尽报纸之天职”的话语，这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条线索。

在抵制运动中，报刊很少陈述自己为何参与报道，似乎这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当报道的合法性受到威胁时，报纸的自我陈述中就展现出一种共有的信念。当时受到外力打压的报纸不在少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公报》。当受到禁阅限制后，《大公报》在1905年8月19日不仅将内情公开，还刊登了《一息尚存，勉尽天职》的白话文章：

我们大公报担的责任很大，开民智，正风俗，维国政，保国权，全是我们应尽的天职。若是因此一番挫折，就气愤停止，把偌大的责任丢下不管了，未免辜负了四万万同胞，况且禁阅的就是天津一处，我们还可以对别处尽尽责任，不是从此就绝了生路的，既然还有一线的生机，我们就趁此再尽一点儿职分。

从这段话可知，报馆将参与报道抵制运动看作是报纸的天职。在这一类事件中，“天职”一词时常出现。譬如，8月23日，《广东日报》在支援《大公报》时即写道：“各报同人，亦均以激励我同胞、组织大国体，为天职的当尽。”到了11月，逢广东报纸受到干涉，《大公报》又以《论驻粤美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评论支援：“综其执笔之天职，约有数端，曰（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则凡中外报馆所担之责任，固如是矣，不如是则失其执笔之天职矣。”

由此可见，报刊常用“天职”来论证参与报道的合法性。所谓“天职”，按照韦伯（1930/1987：51）的说法，就是“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天职褪去了宗教意味，但却同样有来自“天”的合法性，表达的是不容置疑、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在抵制运动中，“天职”话语本有明确的指向，即是对“国民”或“同胞”的期待。抵制运动的领袖曾少卿在公开信中曾说：“凡我同胞，人人不用美货，即是尽其天职。”这种观念被民众所接受，以至成为流行话语。譬如，在曾少卿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后，引来了诸多回信。如“绍兴士商”即回复道：“读留别书愤甚，抵制美约为吾人固有天职，今公只身犯难，果不测，吾绍誓更坚持。”此外，“天职”话语，也常常用于报刊自我角色的定位：首先是将激励国民、阐释公论、顺应舆论等，作为报纸的责任；其次是作为国民的代表或国民的一分子，报纸有必要参与到抵制中去——不登美商广告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事实上，关于“报纸之天职”的话语在近代十分流行，最著名的当属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所说的：“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1903年，陈天华在《苏报》上发表的文章亦有相关表述：“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此报馆之天职者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总之，关于报馆或报纸之天职的话语不断流传和再造，虽表述变动不居，但是大体上离不开“国民”二字。具体到抵制运动中，报刊偏向于将自己的报道看作是激励国民、代表国民或者作为国民之一分子应尽的义务，以此激发国民的行动主义。诚如《有所谓》报的表达：“美人续行禁华工之例，于吾同胞关系甚大；本社亦国民之一分子，莫肯放弃天职。”

综上分析，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报刊联动现象，是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普遍的叙事中，它主要受到一种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这一结论是过去研究的普遍观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帝国主义造成的创伤是核心关切。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还应该从报刊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首先是报刊的外部环境变动。1905年的中国报纸，数量增加，种类已达一百多种，同时数个地区报业中心初步形成，增加了新闻交换和互动的可能性，构成了联合报道的物质基础；同时，报纸的竞争或生存的压力也促进了部分报刊积极参与到抵制运动中去。然而，在缺乏组织因素的情况下，联动之所以可能，还应是报界共同意识的产物，即为数众多的报刊共享了一套理念——激励国民、代表国民或者作为国民一分子，从而尽“报纸之天职”，因此才会出现各种文本形式上的“不约而同”。因此，除了既往民族主义的整体叙事之外，中国报刊在1905年的格局变化、以及彼此共有的信念，是联动之所以可能的内在要素。彼时，抵制运动正好为报纸提供了“演练”的场所，“他们到处都受到一种精神纽带的约束，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工作”（滕尼斯，1887/1999：67），这种精神在日后的民族主义事件中仍不断复现。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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